《凤墅帖》宋拓 海内孤本 国家一级文物


 明，文徵明，双柯竹石图轴


潘祖荫书画作品欣赏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唐杜荀鹤的一首《送人游吴》的诗句，道出了苏州的内在风情。秀丽典雅、人杰地灵的苏州自古以来就是官僚商贾、文人画家的聚集之地。早在明代时期，这一地区的古玩书画鉴藏之风就已十分炽热。至清嘉道年间依然极为兴盛，并且俨然代替了扬州，成为江南地区书画流通与收藏的中心。吴地世家门第群体延续了对书画古物的鉴藏雅好，出现了张丑、陶裸、蒋春皋、王世贞、潘祖荫和陆恭等著名的私人收藏家。其中，作为名臣潘祖荫的收藏事迹，相对而言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在清末，潘祖荫及其家族可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收藏家。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庵，江苏吴县(苏州)人。于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屡有升擢，官至工部、刑部、礼部、兵部尚书等职。潘祖荫不仅是晚清的一名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他“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除了议论朝政之外，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以及宋版图书都是其搜罗的对象。精通金石书画的潘氏以修筑“滂喜斋”的古籍善本与“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所收藏的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都无人匹敌。其中著名的有大盂鼎、大克鼎等国宝级的藏品。那么，潘祖荫收藏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笔者通过对文献史料的解读，揭开作为一代鉴藏大家的潘祖荫。

　　一、家族的收藏与来源方式

　　潘氏家族是苏州的望族，有“贵潘”之称，祖上是徽商，迁居苏州后注重文化教育。自先祖潘奕隽成为第一个进士之后，潘家科名连捷，一跃成为簪缨世家。潘祖荫的祖父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潘世恩，官至一品的太傅及武英殿大学士。其父亲潘曾绶，官至内阁侍读。而叔祖更是乾隆乙卯科的探花潘世璜。除为官外，潘祖荫家族亦是清代苏州地区的收藏名门之一。潘家几代人从流散于世的真赝书画中，甄别遴选，收藏了一批精湛的书画名作，历经后代近二百年薪火不断的积累，成为晚清江南地区重要的私家收藏家族。那么潘祖荫家族具体的收藏规模如何呢？

　　据《三松堂书画记》潘承弼跋，称其五世祖潘奕隽喜爱收藏到了痴迷的地步，搜集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其“所居三松堂，所藏皮法书名画甚富。……有《书画目》两册，著录宋元以来名迹数百家，原稿藏公曾孙俭庐叔祖处，余曾假以录副，未逞棱理”。藏品的精富程度可见一斑。在此书中还记录了潘家收藏的有元代以来作品共计187件，其中不乏赵孟頫、周臣、沈周、文征明、仇英、唐寅、董其昌、蓝瑛、陈淳、徐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挥寿平、罗聘、金农、吴历、查士标、高凤翰、翟大坤等元明清三朝名家墨迹。其中有徐渭《黄甲传肿图》、文征明《红杏湖石图》、周臣《松荫话客图》、仇英《枕琴图》、李鱓《时新佳品》等。潘奕隽不仅喜欢书画收藏，还热衷于搜集各类古籍善本。其“三松堂”先后收藏历代典籍达数万卷，所藏珍贵典籍即达百种以上，与当时大藏书家黄王烈、袁寿阶齐名。潘奕隽卒后，“三松堂”藏书分别由其孙潘遵祁、潘希甫递藏，各自拥有数万卷，并陆续有所新补。

　　作为潘祖荫伯父潘曾莹的收藏数量也很可观。在其《墨缘小录》记载珍藏的名家作品就达106人。在他另一部著作《小鸥波馆画识》中，也记录了他收藏及见过的名画。如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唐寅《山水图》、陈汝言《修竹草堂图》、徐仿《山水》、余根《鹰》等。能统计出的潘曾莹的藏品即为219件以上。

　　受家族传承和熏陶，另一伯父潘遵祁亦赫赫有名的鉴藏大家。在《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记的书画，虽多为潘遵祁的舅舅陆恭所藏。但潘遵祁在陆恭处见到了许多古代大家的作品，如：杨补之、黄公望、倪瓒、吴镇、陈淳、董其昌、沈周、文征明、仇英、赵大年等等。对其艺术眼光的提高无疑很大。同时，陆恭还是潘遵祁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潘遵祁的四梅阁中所藏的《四梅花卷》便是由陆恭处得来，其他得自陆恭的重要藏品还有：鲜于枢《道德经卷》，宋镰《嘉瓜颂》、唐寅、文征明《明人手札》等。

　　同时，其家族跟当时著名文人画家的交往也不浅。潘世璜与王学浩以兄弟相称，过往甚密。并与外埠画家也广有交游，如上海的改琦及杭州的戴熙等都是潘家的座上常客。在与画家的交往中，也会不时得到一些书画艺术品。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三日“松江七萝琦来，赠大人及余画扇各一。”另外，潘氏父子以及叔祖潘世璜于九月五日，又召集了夏翚等苏州本地的收藏家“招七萝、芜圃、羽谷(夏翚)小集须静斋。”知恩图报的改琦“以所画《采芝图》赠大人，……余以素纸求七萝作花卉横卷。”潘氏父子在短短三天之内便得到了改琦四件作品。

　　潘曾莹也喜欢与画家交游，但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苏州本地，而是辐射至周边地区，如镇江的张釜、杭州的钱杜与戴熙，湖州的费丹旭、常州的汤贻汾等等

　　拥有如此多的藏品潘氏家族，想必他们的资金来源也是多样的。事实上，其书画收藏资金的首要来源是潘家历代为官的傣禄。潘氏家族世代为官，仅是其侍俸禄，就能保证潘家的书画收藏没有资金上的问题。此外，家族经商而获得的财富也用于购买藏品。潘氏家族以商人身份进入科举仕途，一直秉持“科举为主，经商为辅，二者迭相为用。”通过对潘氏家族先后创建的丰豫备荒仓、松鳞义庄来的相关记载来看，其家族财产之巨便一目了然。如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长子潘曾沂“以分授田二千五百亩为丰豫备荒仓，专备里中荒年平集以及诸善举之用。”至光绪时，义田已达一万四千九百亩之多。

　　对书画收藏如此入迷的潘家，是缘于他们家族都有嗜古的爱好。潘奕隽在题沈周《东庄图》中写道：“《话雨图》吾见之于款州汪心农家，以未见《东庄图》为憾，今京口冯君株生购得之，因得假归三松堂，获观奇迹翰墨，缘深为可庆也。晤对十日，更喜株生之博雅好古，又自念老眼可见。”这些浓厚的家庭收藏环境，无不深深地影响到了潘祖荫，使他终身走上了鉴藏之路。

　　二、艺术品的收藏与特点

　　潘祖荫藏品之精良比起前辈来讲有过犹而无不及。饱读诗书、满腹经伦的潘氏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尤爱青铜器。为此节衣缩食，大把的银子都投入了收藏，以至于所乘车马轿舆是最破烂的。可谓到了疯狂的地步。潘祖荫每发现彝器文物，必“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惜”。 同时认真研究，并写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著作。

　　对书画很喜欢的潘氏，曾收藏到王原祁名画《山水图》，并仔细观赏，之后盖上自己“吴县潘伯寅平生真赏”的朱文印章。但是潘氏主要收藏的还是青铜器方面。

　　潘祖荫尤其注意吉金，他所藏钟鼎彝器之类多达五百余件，成为清末收藏吉金的第一家。当时最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铜重器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其中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一枚。攀古楼是他存放青铜器和石碑的储藏处，他还留下《汉沙南侯获刻石》、《攀古楼彝器款识》等两部金石目录。

　　大盂鼎道光年间在陕西眉县出土，先为豪绅宋金鉴所得，后被县令以500两黄金购去，宋得官翰林后，又用白银3000两买回，最后为左宗棠所有。因左宗棠被弹劾时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左遂以大盂鼎相赠，终于报答了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另一件大克鼎，是光绪十五年在陕西宝鸡县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荫花了650两白银购得了大克鼎。在此之前，他已得丁周史颂鼎，大盂鼎三宝镇家。潘氏自然高兴，直隶总督端方，噌向潘逼诱出让，终未能如愿。

　　除收藏青铜器外，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来之不易，曾自言：佞宋真成癖，年来不可寻。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芸香蔚，签残蠹物侵。海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滂喜斋”和“功顺堂”是他的藏书室，他将藏书编成《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书目》。潘祖荫的善本中有许多得自怡王府乐善堂。其族侄孙潘景郑说：“吾家《滂喜斋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种，皆其精本也。”实际上，滂喜斋收藏特点是倾向于宋元旧版，并且是多抄校本书。潘祖荫曾得自成府永王星所藏者，如宋刻《司马氏书议》，此书书品极佳，纸墨清朗，似未曾触者。他的门生叶昌炽，也曾在滂喜斋时看见过“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并称“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这使滂喜斋成为京师及东南重要的藏书楼。

　　至晚年，潘祖荫的藏书数量已是非常可观，正如清末民初学者王季烈在《滂喜斋藏书记·序》中说潘祖荫“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椠，皆尽廉俸购之四方”。可谓“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足让潘祖荫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

　　除了收藏青铜器和古书外，潘氏还是收藏和鉴赏鼻烟壶的大家。清朝达官贵人喜吸鼻烟，由此鼻烟壶艺术品及收藏也蔚然成风。据说，清代鼻烟壶收藏家要论收藏的数量当属和珅，和珅倒台后从他家抄出的名贵鼻烟壶有上千只；要论赏鉴水平，那潘祖荫就属第一了。潘祖荫去世后，杨度之弟杨钧曾感叹：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使钱币、碑贴、三代彝器等青铜器，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藏品。嗜好广泛的潘祖荫，对金石文字也很着迷。咸丰三年(1853)四月，与朝鲜李尚迪(字藕船)定金石文字之交。翌年，李尚迪弟子吴庆锡与孔宪彝、叶澧、阮福、潘祖荫为文酒之会，广辑朝鲜、日本碑刻作《海东金石录》二十四卷。后每逢彝器出土，都最先去收购，所得有钟、四齐镈、史颂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等稀世文物。但潘祖荫对自己所藏之品极为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内涵。他 “每得一器，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潘氏的收藏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人书画家和篆刻家赵之谦，他们经常就青铜铭文相互切磋，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之谦还曾为潘世恩撰写碑文。

　　对于碑帖，潘祖荫也勤于搜罗，有晚清“传世古拓珍本经手最多”之誉。《清稗类钞》、《清代野记》、《潘祖荫日记》中，对于潘祖荫访碑求贴都有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潘祖荫在碑贴收藏方面的情况。潘祖荫搜访碑贴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的琉璃厂。他搜集碑碣石刻拓本，专找宜古斋的李云从：“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幼习碑贾，长益肆力于考据……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有所售，辄如数以偿”。

攀古楼彝器款识

　　此外，他在办差的途中也收集了不少碑帖。咸丰戊午六月，潘祖荫为陕甘正考官。九月二十二日从西安返京途中，日记记载：“子和谈及贵州有姜伯约碑，在仁怀厅，夜朗济二大碑，在大定府，郑珍有考，为之神往久之，小湘以首阳各碑赠。”听说某处有碑而为之神往，可见潘氏对于碑贴的热心。潘有一次回乡修墓，听人说某处有古碑，就急忙叫人带着去看。那块碑原来在一户人家的床后边。潘祖荫点了蜡烛钻进去连看带摸，堂堂京官弄得灰头土脸，却乐此不疲，毫不在意。《潘祖荫日记》多记几次出京行程、食宿，文字极为简略，但对于沿途古碑，却不吝笔墨。如咸丰戊午二十日：“抵介休县，县北五里拜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一郑谷口书，一傅青主书，至原碑前，则不可得见矣。所谓万历时郭青螺鉤摹重刻本亦未见郦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冲林，宗友也，今佚。” 可见他对碑贴的感兴趣。

　　潘氏亦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他的金石收藏甲于吴中，闻名南北。其印有“吴县潘氏郑盫藏“朱隶方、“伯寅藏书”朱大方、“祖”朱小方、“荫”朱小方、“伯寅经眼”朱方、“如愿”朱长方、“攀古廔(楼)“朱长方、“潘祖荫藏书记”朱长方、“九涛十八涧中人”、“八求精舍”、“龙威洞天”等。生平著述不多，他刊印了他的一些游记和诗作潘祖荫擅长书法，与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称为书法“苏州三杰”。

　　三、鉴定与藏品去向

　　潘祖荫的眼光之厉害，在收藏界是有名的，文物是否真品或有无价值，值不值得去收藏，他一眼就能看出眉目，怪不得人们叫他“潘神眼”。可见他鉴赏能力的高超。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因此，连孝钦皇后也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氏考据的功夫很深厚。有一次他新得一青铜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特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叫“眉寿鼎图说”，还宴清同乡考生，并将文章赠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答题时自然是洋洋洒洒，下笔如神。等金榜揭示后，结果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有幸与潘大考官一起推杯换盏的人，可见晚清科举考题难度也是非常高。但从另一角度看，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器的鉴定的精通。

　　事实上，金石学者搜集收藏青铜器，一般侧重对器上款识和铭文的考证，通过对字的形状变化、文字结构及内容意义等方面的研究鉴定，来判断该器的价值。潘祖荫之所以能慧眼识真，收藏到像上文中提到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是源于他鉴定水平的深厚和渊博的学识。经潘祖荫考证，方知铭文记述周王赏赐克以大虽土地及昆妾等奴隶，是研究四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有件小克鼎。上面刻有铭文72个字，潘氏通过研究，大意为：周孝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旧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东部新都成周洛阳发布命令，整肃王的部队成周八师。铭文中所述器主人为“膳夫克”，故称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与大克鼎区别，也称小克鼎。这些都被潘氏发现并鉴定出来，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于是便立即收购了过来。

　　潘祖荫去世后，直隶总督端方曾托李诚甫向潘家探询想收藏潘家的孟鼎和克鼎，被祖荫弟断然拒绝。他的大部分的文物珍品，都由潘祖年运回苏州，庋藏在南石子街旧宅内。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石子街潘宅仍有藏品数百件之多。当年朝中向潘大人索要两鼎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然因原件拓本寥寥无几，仅有少数至亲好友才得如愿以偿。

　　然他的藏书在咸丰年间丧失殆尽。据《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中说：“咸丰庚申三月，荫所藏书存申衙前汪氏义庄，书四十籍既失；八月中，澄怀园之所藏亦尽，于是荫之书荡然矣。”可见他的书也流失了不少。

　　叶昌炽在潘氏的藏书的整理、保管方面保护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祖荫卒于北京后，其藏书由家眷携归南下，叶昌炽说：“残编啮翰，流落毫芒，人皆奉为至宝。”其后，一部分藏书流入书肆，一部分藏书由其弟潘祖年保管。

　　然而，潘氏最大的缺憾是家族人口凋零；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家中无人继承香火。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死于北京， 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了。由于二人终生未育子嗣，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当潘祖年得知嫂子去世，从千里之外的苏州赶到北京奔丧，时间已经过了一月有余。就在这段时间，滂喜斋和攀古楼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盗。

　　为了避免情况的再次发生，其弟潘祖年决定秘密赴京将其兄收藏文物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抗战期间，此时潘祖年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的一间不引人注目、久无居住的堂屋。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终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极其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寇侵占苏州的第二天，就派出日军冲进潘宅搜查宝鼎，前后竟达七次之多。强盗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败兴而去，大克鼎与大盂鼎躲过了这场浩劫。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抗战胜利后，潘家的文物还是流散了许多。这些文物有的流落到国外，成为海外博物馆的陈列品，或者是拍卖行的拍品。

　　1951年，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政府，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至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之后，他陆续将潘家世代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元明清三代字画不下几百件，其中有沈石田、文衡山真迹卷轴等。至此，潘祖荫的藏品终于有个好的归宿。

　　通过以上的叙述，还原了一段潘祖荫的收藏逸事。同时我们也发现，潘祖荫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并不像古董商贩那样，用来投资的商业目的。而是出于一个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痴狂，体现了个人的收藏旨趣。这对我们今天的浮燥的收藏家们，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