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北京市美术公司肖像组成员，目前任歌华文化中心总监的石京生参与过毛泽东像的绘制。当年北京市曾特招10个青少年专门培养画领袖像，他就是其中之一。聊起关于毛泽东肖像的往事，他尤有感触。从画毛泽东像开始，到后来画巨幅广告画，石京生调侃他们是“中国用颜色最多的人”“把照片画准，画得更像印刷品、照片的人”。从石京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迹。

 

　　第八版毛泽东像的由来

 

　　据相关文献资料，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共挂过8种版本，现在悬挂的是1967年10月1日延续至今的版本。第一、二版毛泽东画像都是在建国前的庆祝集会上临时悬挂，主笔是董希文。第三版悬挂于开国大典时，由国立艺专的教师周令钊绘制。一般在每年的“五一”“十一”，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10天左右，画像的规格根据天安门的整体格局，最终确定为高6.4米、宽5米的尺寸。

 

　　随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又历经数个版本的变动，画像师先后由辛莽、张振仕等人担任主笔。石京生回忆，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王国栋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透露：由于当时社会上的美术工作者开始到处“抄肥”(意即挣钱)，没有一个固定的单位专门按时、按点完成此项绘画任务，以至于出现领袖画像调色不均匀、质量不稳定的情况，时任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处长的姜承达上报北京市委，经市委书记彭真批准，从1964年开始，指定由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专门负责绘制天安门这张毛泽东画像。包括后来印刷的彩色毛泽东像、周恩来像等，也都是王国栋绘制的。

 

　　在王国栋担任主笔期间，毛泽东像改为沿用至今的第八版肖像。据石京生回忆，王国栋曾对徒弟们说起过画像变更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在北京工体召开声讨美帝国主义大会，阿尔巴尼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派总理穆罕默德·谢胡来华参加大会。当时的工体挂出了毛主席和霍查的肖像，周总理看后发现毛主席的侧面标准像神态温和、慈祥，霍查的肖像威武、庄严，两张像放在一起不协调。周总理要求再换一张，就找到后来广泛使用的正面照。这张正面肖像看上去庄重、威严，又慈祥，把几个优点汇集在一起，更有领袖风范，看上去也更深沉、更有精神感召力。”石京生说。

 

　　之后，天安门城楼上使用的毛泽东画像也更换为这一形象。1967年10月1日，第八版毛泽东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而从“文革”开始，毛泽东画像也从原来的“五一”“十一”悬挂改为天天悬挂。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国栋的大徒弟葛小光逐渐接过了师父的画笔，执笔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一画就是30年。据悉，从2014年起，中央美院的艺术家们接手了这一绘制任务。

 

　　曾经的领袖像接班人

 

　　“文革”期间，北京市美术公司是少数可以画画的单位，但绘画的主题和形式都是严格规定的，承担了北京市“十大建筑”和各大单位的领袖像绘制工作，包括机场、火车站、军队、机关、厂矿、学校以及外地很多广场的领袖像绘制工作。由于领袖像的画面大、劳动强度大，公司肖像组原有的画家们年龄偏大，登高爬低体力不支，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袖像订单太多，供不应求。因此，1975年，北京市美术公司决定从北京100多个学校招10个男生进行培养，首要的条件是“历史清楚，政治上靠得住”。当时15岁，还没有初中毕业的石京生，经过层层推荐、政审、体检、父母单位调查、学校考察等程序，被北京美术公司肖像组录用。同时进入公司的其他9个学生分别是：姜建秋、王林、王景云、江立平、欧京海、刘阳、张春明、邢秋成、褚秀峰，一道跟随王国栋学习。

 

　　回忆那段时光，石京生说：“那些领袖像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像我们也属于是时代的产物。当时除了学习绘画的技法，我们10个学员每天下午都要读《毛泽东选集》五卷并讨论，从领袖的著作里理解毛泽东思想。”从1976年到1979年的4年间，石京生一个星期至少画一张毛泽东像，天天加班赶制订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像，后来又加上了寸头形象和背头形象两个不同时期的华国锋肖像。“那几年，不算大的，我们加上师父画了总有上万张，有时还要去外地画，在当时就是常态的政治任务。”石京生说。

 

　　改革开放之后，领袖肖像画的需求减少，北京市美术公司成立了第一家广告艺术公司。为绘制大幅领袖像而培养的这10个年轻人，被公司委派画起了大型户外广告。由于长期画大型肖像练就的手头功夫，小到4米×3米，大到10米×10米的各种海报，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一两天就能完工的活儿”。如今，他们都已步入中年，除了姜建秋、王林和石京生还留在前身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歌华集团，其他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石京生谈起王国栋这位他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领路人，用的是“师父”这个传统的称呼。“师父是一个对自己严格甚至苛刻的人，他对物质没有要求，对钱也没有概念，谁给他送礼都不接。虽然他那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生活上很简朴，抽烟就用烟斗抽旱烟，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全国政协分给他一套三居室，他让给单位行政科的科长住，说他们家孩子多。其实我师父家也有4个孩子，他家的房子特别窄、特别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等简易家具。”

 

　　王国栋早年在画像馆学习画炭像，后来小有名气后被调入北京市美术公司，专门从事领袖肖像的绘制工作。他对待工作和学生非常严格，但生活中的他喜欢摄影、踢足球、拉京胡。“有一次他的颈椎病犯了突然摔倒，后来在画画的时候手就不能够非常自如，他就拉二胡来帮助解决手运动不灵活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帮师兄弟到处画广告。有一次在密云水库大坝上画广告，他还骑自行车去看。现在师父80多岁了，还玩电脑，用电脑画画。可惜最近又摔了一下，把股骨头摔坏了，一直住在北京市第六医院。”

 

　　手绘画像要求“平、光、亮”

 

　　领袖肖像为什么不用照片而用手绘？石京生认为，在过去的时代，只有用手绘的方式才能体现出对领袖的尊崇。这种方式也是人类文明中祭奠先人、伟人的一种仪式，用其他的方式就失去肖像画的含义了。

 

　　大幅油画在户外光的照射下，由于风吹日晒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必然会发生爆皮、褪色等现象，而且红色最容易褪色。那么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石京生透露，这张巨幅肖像用的是纯粹的油画颜料。“红是铬红，还有专门生产的耐晒色，比化学物质可靠。历史上，中国画颜料也是用矿物质和植物成分制作，否则不会保留很长久。当然，关键在于使用者和调色的水准技法。”

 

　　除了特制的大幅画布外，底子的制作也有秘诀。“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林的师傅，专门给画布熬胶。天安门领袖像的画布很大，必须把亚麻布画布裱在板子上。一般的肖像画用的亚麻布是绷在画框上。画布表面涂层也需要技术，用加入密料的猪皮鳔胶，然后刷调和漆，只有这样才会使油画颜色牢牢地抓在画布上，不吸油，时间久也不脱落，这是几代人的经验。这种做好的画布如果在运输过程中被顶坏了，用水往上一喷瞬间就绷起来了。”

 

　　谈到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有何特殊要求时，石京生用“平、光、亮”来概括。因为这幅毛泽东像高6.4米、宽5米，如果颜色调得不匀，用得不好，由于紫外线强烈照射，红色很快就会褪色，画像就可能会露出底色，“前几位主笔绘画时有过失败的教训，在过去的年代这可能就是政治错误。”

 

　　何谓“平、光、亮”？石京生说，平，就是不能用大笔触，铺色彩要均匀，不能用过厚的颜色画。“如果画得不平、有笔触的话，就会有灰尘等落在笔触的纹路上，这一年下来就会被雨水、空气中的酸性物质腐蚀，而且被雨水淋后还会有痕迹。”光，就是相互的衔接处理好，红要用得恰到好处，这不仅是肖像本身的原因，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亮，就是表现领袖的神采，隐含了对领袖形象的精神写照。石京生认为，人物肖像画是二度创作，而绝非是简单地临摹照片。

 

　　1978年，金石、石京生应邀到太原画了五一广场的“马、恩、列、斯、毛、华”肖像之后，石京生被师父王国栋叫到天安门专门学习画巨幅领袖像。“那是真正手把手严格地传授技艺，先让我画了列宁，又画了斯大林，对于大的画幅有了控制能力，才敢让我们放手画天安门的毛主席肖像。”

 

　　那些日子，在天安门后面西北角端门的右侧画棚里，石京生、姜建秋、刘阳每天在高凳搭建的画架上爬上爬下，画到一个阶段就跑出100多米看效果，甚至还要用8倍的蔡司望远镜倒过来仔细观察，从虚实处理到画面颜色、领袖神态各方面找问题、找差距，一张大像画下来，要跑个几百次。“师父告诉我，虽然画的是照片，但是因为这张像很大，在处理局部时需要注意毛主席的泪囊、鼻唇沟和面部的肌肉，以及暗部发际的整体关系，这些都是表现领袖形象的关键部位，在处理这些细节和局部时要反复调整，不能紧紧盯住照片的某个局部去刻画。这些经验的传授，使我对人物肖像的传神把握上有了快速的提高。”

 

　　要刻画好领袖形象，从神态到背景都靠长期摸索得到的经验。如从肩膀到头顶两侧的天空，从下面微微的红或加一点黄逐渐过渡到蓝天，有旭日东升时鱼肚白的感觉，寓意毛泽东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冉冉升起。“都是用大桶调好色刷上去，如果画得很均匀到位的话，一年之内颜色会保持得很好。只有天天看照片，画多了，才有这种经验。”石京生说，“用什么样的红，自己要把握好，但也没有像媒体上说的那么玄，有什么特殊的画法，那就不符合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