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在《黄宾虹先生年谱序》中曾说：“黄宾虹中年激于时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皆有所为，并加入南社，交识一时俊彦。”康有为“公车上书”时，宾虹先生即致函康、梁（启超），且与谭嗣同交。旋谭为那拉氏慈禧所杀，宾虹先生悲挽，有“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之句。早年的黄宾虹在家时，不仅读书习艺，且与武举人等讲武论兵；开场收徒，教练拳术，配合革命潮流。不料被人告密，黄宾虹只身一人出走上海，继续宣传革命。1915年他致书柳亚子，有谓：“世氛日嚣，人生靡乐，故交之士，遭戮罹祸乱者，不可缕计，伤何如之！然成务而债踣，立异而触冒，此非尽庸人，而沉几未深，豪杰与有责焉耳。邦之兀臬，来日大难，先生其何以拯救之？”充分表达了黄宾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忧患意识而意欲有所作为。

　　由此，我们在研究黄宾虹时，单单放在中国近代美术史的背景来考量是不够的，应该把他放在更广阔的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才为妥当。黄宾虹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有直接参与，他在当时就是一位反清立新的志士和爱国主义者。正是黄宾虹先生早年的革命行动和一贯的爱国、救国思想，对他的艺术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的。

　　为人们广为传诵的画语录，如“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和“浑厚华滋民族性”等山水画的美学原则，都不能说与此无关。他把爱国思想、民族意识同艺术紧紧联系一起。“山川浑厚，草木华滋”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宋元时期的顶峰，亦是最纯正的审美意境。至此，黄宾虹把“浑厚华滋”放大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来表述。是因为以“民族精神”来表达艺术的则理，当时不为人所理解，才有黄宾虹所说的“我的画需要50年后为世人所识”一言！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黄宾虹的年代，那就是历史。当时是反清立新，军阀施暴，民主民权，国事混乱之时。其实对能够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的人来讲，是有着极大的思想冲击的。在那时期人们经历了清朝沉重的封建统治后，于抗战和新中国初期，有一种新思想的需求，极力摆脱旧社会的“包袱”为主流，而此时坚守传统文化传承的“老骨董”则是少了许多，加之清代以来近200年间山水之颓废，所以看黄宾虹的山水，自然没有红花墨叶一般讨人喜欢，反而是沉重、阴郁，与时代风气有关。所以当时在学界内都不予重视和崇尚，何况学界之外，不为人所识也属正常。然也不乏有傅雷之人。1943年6月，黄宾虹赠给傅雷册页，傅雷如获至宝。这件山水册页，使傅雷多日足不出户，反复欣赏，平息自己独有的激动。1943年7月，傅雷在手札中对黄宾虹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其实也是傅雷本人对自己艺术审美能力的概括——“倘无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决不能从摹古中洗练出独到之笔墨；倘无独到之笔墨，决不能言写生创作……摹古鉴古乃修养之一阶段，藉以培养有我之表现法也；游览写生乃修养之又一阶段，由是而进于参悟自然之无我也”。可见，这种辩证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傅雷艺术眼光的精深和独到，更是阐述了黄宾虹倔守和坚信对所传承民族性、师古人，方是未来发展的大道。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50年后的人们会更具智慧。黄宾虹说：“我的画需要50年后为世人所识”，用现在的语言来诠释就是：有些我这个时代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先搁在一边，留给我们的后人来解决。可见豁达、坦然，更见从容！

　　黄宾虹于1934年71岁时发表的《画法要旨》中，把“文人画”、“名家画”、“大家画”三者的区分，发前人之所未发，不仅立论有据，而且具有当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既是一种学术价值，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绘画学术的定位。他心里清楚在当时的年代他所做的研究，至少是别人没有的或不深入的，是有价值的。今后一定会被世人所认识，无非是时间问题。他明白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做好自己的学问就可以了，无需力校其正，更无需荒废时间。仅仅一句“我的画需要50年后为世人所识”是最好的交代，也是他的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