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的书法是近代书家中很有个性特点的一位，他的书迹近年来常常出现在拍卖会上。

 

　　以郑孝胥寓沪鬻书为例

　　无论书法家是迎合还是引领着时代的审美情趣和书法风尚，书法市场化无疑成为近代书法风格演变的重要推手。郑孝胥成功的鬻书活动，并非对其书法创作毫无影响，然而，郑氏却从未因鬻书所面临的经济利益而放弃对于书法艺术本体的追求。

 

　　郑孝胥曾以深谙洋务，名动公卿，一时封疆大吏，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盛宣怀、锡良等，争相延聘奉为上客。而对于个人的鬻书经营，他也有过人之处。时下书画展览(尤其是当代艺术展览)策展人、经纪人(赞助人)和评论家，对作品展览效果(作品价值的提高和作品的成交量)的影响至关重要。可笔者发现，约一百年前的郑孝胥已有意无意地在运用此种模式经营着自己的书法作品。

 

　　郑孝胥除了是一位政治人物外，他又是清末“同光诗体”乃至近代诗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正因郑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导致其作品在市场上的受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书法家。显然，个人社会身份、地位直接关系其社会关注度的高低，而在书画市场的流通中这本身是一种资本，资本的大小也就决定着书画家作品的价值和作品流通的速度。

 

　　随着清代后期上海商业时代的到来，其中不少上海商人本身也是书画爱好者，他们购求书画作为欣赏与收藏。另外，也不难排除他们为了得到士绅阶层的认可，树立“贾近士风”的名声，为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亲自涉足文化领域。另外，来自日本的商人、学者，也是当时上海书画市场重要的赞助人，他们或许是中国艺术市场中最早的外来买家。因为日本与中国历来的文化渊源，所以日本人普遍热衷中国艺术，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且乐于收藏。

 

　　民国初年，上海出版印刷行业的兴盛大大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思想的传播，同时书法范本以印刷品取代了刻帖拓本而成为主流。书法发展的多元性和普及性大大增强，同时为许多书家广泛传播自己的书法作品和提升名气提供了平台。而郑氏便是当时充分利用这一媒介的典型书家。

 

　　此外，赞助人对郑孝胥鬻书收入的影响也甚巨。以“艺术赞助”的视角探讨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源自西方，是西方美术史借鉴社会学研究方法时衍生出的一个全新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在中国美术史中运用此视角进行探讨，研究成果颇丰。根据其宽泛的含义，笔者认为“赞助人”的提法实际上包含了我们一般提及的经纪人、收藏家、买家等含义。正是这些赞助人为艺术家提供了艺术经营(包括作品创作和交易)的资金和渠道。

 

　　就郑氏日记中所见，促成其书法市场形成的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当时的大商人、大收藏家。如狄楚青、张元济、李平书、王震、蒋洳藻、庞元济等。这些人很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自己也从事书画艺术创作。他们“贾行士风”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成为郑氏书法市场发展的重要推手。

 

　　近代书法作品商业化，影响着书法家的生存方式和创作风格与形式，甚至影响着时代的书法风尚和进程。市场对于书法家作品风格的认可、追捧和模仿，难免降低作品的艺术个性和创作质量，甚至为了迎合市场而满足现状。当然，无论书法家是迎合还是引领着时代的审美情趣和书法风尚，书法市场化无疑成为近代书法风格演变的重要推手。

 

　　书法市场化影响着过去“科举取士”的工具和文人士大夫雅赏对象的角色定位，这在某种程度上，考验着生产商品(书法作品)的书法家处理创作与市场关系的能力。所以，只有真正具备学识、品位和书法追求的书法家才能在坚持自我中寻求突变，进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笔者认为，郑孝胥成功的鬻书活动，并非对其书法创作毫无影响，然而，郑氏却从未因鬻书所面临的经济利益而放弃对于书法艺术本体的追求。

 

　　郑氏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以条屏、对联为多，寿屏、墓志亦占较大比重，扇面、题跋、题签亦不在少数。书法四体皆工，尤以隶书用功最勤，书成更得力于此，但世人多称誉其楷书和行书，或许因两种书体的书写量和出版量所致。郑氏一生尤其是寓沪期间书法临池甚勤，在其日记中“作书竞日”的记录时时见之。单就1915年所记录其作字的天数就达150天左右。而一天作字数幅、数十幅的记录也比比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除经济利益外，郑氏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一直有着高度的热忱和明确的目标。其实，郑氏早年便已立志留名书史，其曾于1891年书联后自言：“他日海内有此数百幅，吾名五百年内必可传矣！”

 

　　郑氏在当时对于鬻书活动的努力经营，是难以消除市场需求对于书法创作的影响的，大量书法作品的购求，难免会轻率应付，“片刻之间”写就的作品质量定当大大削弱。但郑氏对于书法艺术的本体追求始终是自觉而孜孜不倦的，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奠定了郑氏与同代书法家引领当时书法风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