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罗祥芷、刘冰庵为李苦禅先生所治印的印谱。(李燕先生供)

1946年，齐白石与门人刘炳庵先生（1910—1973）的合影，以及齐白石在照片后的题字。（李燕先生供）　　　　

　　齐白石(1864—1957)是中国二十世纪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以绘画和篆刻为其艺术两翼，取得了独创性的成就，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单论齐白石的篆刻艺术，大气磅礴，处惊不乱，百看不厌，可谓熔千年历史为一炉，开宗立派成大家，已为后世所敬仰。而中国历史上诸多艺术大家为世所累，请人捉刀代笔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齐白石亦未能免俗。问题有二：一、齐白石请人捉刀治印之事，在大师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竟未见相关的文章披露，甚觉蹊跷；二、谁又能够替大师捉刀治印？

 

　　若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想必是要附有三个条件：1.捉刀者必须具备深厚的艺术功力；2.娴熟于齐派篆刻的技法；3.与齐白石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笔者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可以确认有三位篆刻名家曾经在不同时期为齐白石捉刀治印。他们是姚石倩、罗祥芷和刘冰庵先生，皆为齐白石的高足。

 

　　一、最早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者：姚石倩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写道：“近今四川又来一学篆刻者罗祥止，自言十二岁时即学篆刻，用工廿余年，未得门径，此人甚肯用心，又是一刻印家。吾之三千门客，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吾与蜀人之有缘深矣。”

 

　　据此信中“弟外伊亦可为吾替人”可知，在1932年以前，姚石倩曾经为他的老师齐白石捉刀代笔，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

 

　　姚石倩(1879—1962)安徽桐城人，四川书画篆刻家，齐白石弟子。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秘书、北川县知事。著有印谱《渴斋印草》。1953年被聘入四川文史馆。

 

　　齐白石为姚石倩印谱《渴斋印草》序文曰：“刻印一事，隐僻者自能工。聊以自娱，不求称誉……门人姚石倩前丁巳年(1917)始从予游，庚午(1930)重来京华。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

 

　　据此可知，姚石倩最早从游齐白石的时间是1917年，时年38岁。此时的齐白石为躲避家乡兵匪之乱来北京，住前门外郭葆生家，后因张勋复辟又随郭葆生逃往天津租界躲避，再回北京后住法源寺，于年底返回湘潭。在当时，齐白石虽然在琉璃厂的“南纸店”挂了润格，但是生意极为清淡，画根本没人要，印也就勉强糊口，以齐白石这样勤奋工作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请人捉刀。况且，姚石倩此时刚刚从游齐白石，对于齐氏风格和技法也未必能够迅速领悟，想帮忙，怕也帮不上。

 

齐白石与姚石倩(1879—1962)等人的合影。照片前排中为齐白石，左侧为姚石倩，后排左测为张冠英。
 

　　齐白石作品走红市场，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22年。此前，齐白石混迹北京以卖画刻章谋生。刻印的生意够勉强谋生，但他的绘画几乎无人问津。命运的转折在是年春天，好友陈师曾携带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中日联合绘画展》，一炮走红，从此“墙内开花墙外香”，逐渐奠定了他的艺术大师地位。

 

　　随着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卖画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特别是其绘画作品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其刻印的润格，而且，刻印比绘画更加吃力费时，于是一门心思要赚钱的齐白石有意在门内弟子间挑选篆刻优秀者为其捉刀治印，用以满足各色客户之需。

 

　　姚石倩“庚午重来京华”，是指1930年，他已经是51岁，“其所刻印，古今融化冶为一炉，删除一切窠臼”，完全有能力并且正是齐白石需要他出力的时候，所以，姚石倩为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时间当在“重来京华”的期间。从齐白石与姚石倩交往的信件判断，这段时间也不会太长。

 

1932年9月19日，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局部)
 

　　二、罗祥止于三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治印

 

　　仔细观察齐白石于1932年9月19日致姚石倩的那封信，从语气上可以判断出此时罗祥止刚刚拜师，齐白石认为他具有了“用工廿余年”的篆刻功力，自己准备启用这位弟子“为吾替人”，但是，他显然还没有下定决心，尚处犹豫中，原因是“人之心性不能知，但只知其聪明也。”换句话说，新入门的弟子罗祥止是否会对老师忠心耿耿、死心蹋地替老师捉刀治印？齐白石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罗祥止为何人？据笔者所知，罗祥止(？—1977)四川新都县人，出生在一个旧文人家庭，父亲是位私塾先生。罗家兄弟四人，其排行老三。二哥罗静之及四弟罗新之(1906—1990)，皆为书画家。罗祥止早年随篆刻名家曾默躬(1880—1961)学习篆刻，后转拜齐白石门下。1977年罗祥止在成都去世。

 

齐门后人罗详止先生(？—1977)照片

　　不久前，我新出版了《风流石辟·陆质雅传》——此书中的主角陆质雅先生(1883—1964)是收藏齐白石印章的第一人，庋藏齐印之多之精，已是闻名遐迩。2014年元月9日，本人携带新书前往李燕先生家恳请教正。

 

　　李先生是李苦禅大师之子，耳提面命地随父学艺，而苦禅先生是齐白石的大弟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燕先生就是齐白石的徒孙。此时，李燕先生为清华大学的美术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我们谈论起“谁曾为齐白石捉刀治印”这一话题时，今年刚逾七十的李燕先生介绍说，“据我所知，有两位齐白石的弟子为其捉刀治印，一位是罗祥止，一位是刘冰庵，都是我父亲介绍进入齐门的，是我的师叔。”

 

　　约在1932年间，罗祥止通过白石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的引介，拜师齐白石学艺。

 

　　从齐白石致姚石倩的信中可见，罗祥止拜师齐白石之前，已经学习篆刻艺术20余年，曾跟随曾默躬等先生学艺，远非一般的生手嫩芽，已经是“一刻印家”矣。他拜师齐白石的真实目的是想使自己的篆刻艺术有所突破。据齐白石《三百石印斋》自序云：“年七十一，门人罗祥止欲穷刻印之绝法，愿见当面下刀，余随取自藏之印石，且刻且言，祥止惊，谓如闻霹雳，挥刀有风声，遂北面执弟子礼。越明年，余中英继至，亦有祥止之愿，余一时之兴致，不一年，将所有之石刻完，实三百之数过亦。其刻成之功，实罗、余二生。”

 

　　一年后的1933年11月22日，白石老人在《祥止印草》序言中写道：“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痛耻世人为维阳：台工伪铸汉印所愚，行高故众非之，独罗祥止从游七年，直得神理。祥止好读书，喜游览，尝万里求师友。壬申来旧京欲谒余，无由入，先访乡人李君常荐识李苦禅，求苦禅作荐，始得相见。祥止自言曾受业于曾夫子，今道隔万里。篆刻之道，不进则退，欲事余为师。余曰成都曾默躬为余神交友。王治园为余未曾相识之知己。姚石倩、余影厂皆为余弟子。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诺以门客待之，祥止北面执弟子礼。一日问余去向，余指以宽宏大道，纵横行去，必青胜蓝。祥止肯费苦思，尽善则止，且为人赋性直切，闻有不平事则鸣几，余之私淑不独昧恩且故意诽余以自高，祥止能照人肝胆，固知诽余者皆余之受恩私淑，深耻之，不与为伍。北来二年，所刻之印，择其精者，余劝其拓存寄呈曾君必与余同声欢许也。余因序其首。癸酉十一月二十二日，白石山翁齐璜。”(罗祥止将此序石印刊于《祥止印草》，1933年冬，北京荣宝斋出版。此序未见《齐白石诗文集》收录，加之《祥止印草》为私家印本，存世稀少，故附全文。)

 

1933年11月22日，齐白石为《祥芷印草》亲笔写序。(私人藏)
 

　　齐白石对待罗祥止的态度内心摇摆，时常纠结，甚至有些狐疑。在写下《祥止印草》序言的两个月后，白石老人在私下对罗祥止的评介却是另一态度：1934年1月16日致姚石倩的信中，齐白石忧虑地说：“余中英来平，篆刻《心经》五十余印，字字工稳，真令人可畏。罗祥止虽及余门，一月之中，见余不过一二次。因中英常来借山，祥止常随中英来(借中英常来也)。余揣祥止之为人，对余之礼儿，将来又是一倒戈者，更深矣。”白石老人对罗祥止的抱怨，表面上看是因为罗祥止去齐白石家的次数太少了，但归根结底是害怕罗祥止“倒戈”。

 

　　到了1937年，罗祥芷已经彻底赢得了齐白石的信任。齐白石在作于1937年的《马夫图》(李燕先生收藏)上题跋曰，“吾之借山门下客多矣，知余者惟李苦禅、罗祥芷三数人耳！”在这里，齐白石语气之坚决，态度之肯定，已与数年前迥然不同。

 

　　李先生说，“罗祥止大约是在三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治印的，我生已晚，未能与罗祥止师叔谋面。”

 

　　三、刘冰庵为齐白石捉刀治印

 

　　到了四十年代，为齐白石捉刀刻印的人是刘冰庵先生，他后来与李燕先生有过很多交往。

 

　　刘冰庵(1910—1973)，名庆祚，字祉绵，号冰庵，辽宁熊岳人。1933年，经李苦禅的介绍得以拜齐白石为师，学习书法、篆刻、绘画等。白石老人认为刘冰庵“少年人之作浑似老手，将来要享大名。”遂成为白石老人喜爱的弟子之一。齐白石曾破例为其精绘《冰庵刻印图》，图中远山古树老屋之中一人伏案制印，全图清、静、幽、远，一画成谶——“刻印图”几乎成了刘冰庵一生醉心印石的生动写照。

 

　　1947年，刘冰庵被调到兰州市邮政局工作，临行前，白石老人在一张与刘冰庵合影照片的背面题道“齐白石高足冰庵长相见”，并以此相赠。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失去正常工作，生活非常困苦。1962年至1965年间，经李苦禅先生与梁黄胄先生的推荐，刘冰庵受聘于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任书法、篆刻老师。因为李苦禅与刘冰庵是师兄弟，闲暇时，他们相互走动得很多。

 

齐白石治钮及“李氏苦禅”印面。(李燕先生供)

　　而李燕先生自1958年就读中央美院附中，1961年考入中央美院并于1966年毕业，与刘冰庵师叔的交往颇多，其中，他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刘冰庵先生就是他的授课老师了。

 

　　李燕曾经学篆刻、雕刻印纽，得到了刘冰庵先生的教导，刘先生亦为李燕治印两方。

 

　　在李苦禅的家里，刘冰庵亲口告诉李燕，他自己为齐白石老人捉刀刻印的那些往事。

 

　　刘冰庵告诉李燕说：“那些年里，我一没事儿就去白石老人家，问老师‘有活吗？’老师忙不过来的话，就指指窗台，说‘有活。’窗下有一个盒子，里面摆着石材章料，再下面是收活的单子，上面写着某人要刻什么印。于是我先去看单子，然后找石头，再让老师看看对不对，别把客户送来的石头张冠李戴了。齐派篆刻是不用印床的，我就一个人坐在‘白石画屋’的台阶上，以免石渣落在屋里，左手握章料，右手凑刀，一刀一刀地刻。刻完之后，打好了印样，送白石老人过目。老人看了印样，再看印石，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就略加修改，然后刻边款。我们弟子捉刀，边款上‘白石’二字是绝对不许代刻的，这是规矩。”在场苦禅先生对李燕说：“当年你冰庵叔叔就是这么，又帮老师治印，又向老师学治印的。”

 

　　齐白石一生非常勤奋，起早贪黑地作画刻印，拼命挣钱，这是因为他一生先后娶了两房妻室，生育了七子五女共12个孩子需要他抚养，经济压力很大。

 

齐白石治钮，苦禅、李英之印(局部)齐白石治钮，苦禅、李英之印(局部)

　　齐白石成名之后为人治印，首先确保的是两类人，一是关系亲近者，二是出价高者，必定是他亲自凑刀。为其他人治印，是否要让学生捉刀？要看他手头是否过于忙碌。

 

　　李先生说，“早些年我有缘看到了一个本子，里面就有学生替齐白石刻印后打的印样。如果齐白石不满意，老人家就会自己动手去修改，然后在这个修改前的印样旁边再打样，留作底。”它记录了白石老人与弟子所治印章的篆刻过程，实在是一本很特殊的印谱。这个颇具研究价值的本子，李燕坚信它尚在人间，只是收藏者现在不愿意拿出来而已。

 

　　李燕先生说，“齐白石一共给父亲李苦禅刻了六方印，还给我哥李杭刻了两方。由于我年岁太小，还没来得及得到他老人家的恩赐，白石老人就驾鹤西去了。”

 

　　李苦禅是刘冰庵的大师兄，也是恩人。李苦禅所用的大部分印章都是刘冰庵刻的。

 

　　李燕说，“罗祥止先生只为我父亲刻过一方印，是半圆的‘禅’字印。父亲其他的常用印，大多是刘冰庵先生刻的。”

 

　　罗祥止与刘冰庵治印，继承着齐派的风格，也就是齐白石的单刀冲刀法，不用印床，单刀切入，充分利用石材的自然性质走刀，形成了独特的金石之美和撼人气势。李燕先生说，“我曾经比对过罗祥止与刘冰庵两人为白石老人捉刀篆刻的印章，大的风格是一致的，略有不同者，罗祥止的印更厚重些，而刘冰庵则显得略秀气一些。”

 

　　齐白石的弟子中，刘淑度治印也有名，因此有人怀疑刘淑度早年是否也曾替老师捉刀治印？

 

　　李先生断然否定。他说，“我父亲心胸磊落，什么事都不藏着掖着，我跟随他老人家数十年，这些事不可能没有一点耳闻。再者，刘淑度是我父亲介绍进入齐门的，最了解她，我父亲晚年还带我去刘淑度家。提到她学治印很刻苦，她曾为鲁迅治印两方，但由于她是女子，她的腕力难以为齐翁代劳。”

 

　　刘冰庵也是古道热肠之人，他最出名的弟子是黄胄。想当年，黄胄欲调往北京工作，刘冰庵为此四处找人，热心举荐。据说，他一生为黄胄治印有数十方之多；在书法、篆刻方面，刘冰庵的弟子有于福谦、刘铁宝(冰庵先生之侄)等人。

 

　　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曾经说过，“我很喜爱他给我刻的印章，人很好，63岁就故去了，太可惜了！”

 

　　李燕先生说：“冰庵师叔为人正派，性格直率，对艺术刻苦认真。当年他所在单位硬是把这位老实人划为‘右派分子’，其实他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单位只是为了完成抓右派的百分比的‘政治任务’而已。拉他去采石场干重活，把胳膊摔断了才离开，但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至文革开始，他又被所居街道与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残酷批斗，抄家。他当时穷得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在美院中国画系办公室亲眼看到时热泪难禁，因为这几件他引以为宝的是：白石老人赠送给他的两把篆刻刀。苦禅老人与黄胄推荐他工作的亲笔介绍信。两方他刻的齐派印章‘长白山民’‘强项不屈’(他曾对我说，‘有多大的冤气都用在刻印上了！’)还有一副白石翁赠他的画，非常特殊，画上画了一把刃上有血的刀，题了满幅的字，记录的是冰庵先生之妻为给婆婆治病，自愿割下身上的一块肉当“药引子”……白石老人闻之含泪做了这幅画。历经浩劫，它已下落不明。”

 

　　“冰庵先生病危，刘婶送他到时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求治，但造反派医生不给‘右派分子’看病，他只得躺在走廊里，在弥留之际最后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想再见苦禅二哥一面’刘婶说‘你还不知道二哥的脾气吗！我要把他请来，他不定会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呢！这岂不是连累了苦二哥吗？’冰庵叔叔再没说什么，就此冤离人间。此后苦禅老人才得知噩耗，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在老人面前提及冰庵叔叔，怕老人难过。但父亲老年作画，多用冰庵叔的治印，钤用时往往会喃喃自语，‘这是冰庵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