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北京天问拍卖总经理季涛诉故宫博物院杨丹霞名誉侵权案开庭审理后，庭外两人隔空互骂，27日杨丹霞发表长博文，比较情绪化地解释了为何在网络上化名斥责、讥讽季涛，并透露了她对《功甫帖》的看法，以及和刘益谦之间的关系变化。昨天，刘益谦也加入了这场口水战，以《我所知道的杨丹霞》为题发文驳斥了杨丹霞，称《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同时也回应了此番围绕《功甫帖》再起的几大质疑。

 

　　关于“站队”

 

 

　　3700秒电话，她有弦外之音

 

　　杨丹霞博文摘录：无论刘益谦本人打电话，还是他的顾问朱绍良直接到故宫找我做动员，目的都是要让我写文章批上博，而个别拍卖行老总也迫于刘益谦的压力多次打电话来，要求我明确表态“力挺毛毛(刘益谦小名)”，否则就是站在对立面上去了等等，这种逼迫大家选边站队的做法，使我不胜其扰。我不仅从未因《功甫帖》 主动给他打过电话，反而是他几次三番给我打。特别是元旦，他啰嗦不停让我为他写文章(有联通通话证据，时长3700秒)，闹得我与家人元旦聚会的午饭都没吃成。

 

　　刘益谦回应：《功甫帖》 引起争议之初，自己很是迷茫，因此期望此前没有看过《功甫帖》原作的专家能够仔细研究一下原作，给我具体建议。这时候，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向我推荐了杨丹霞，并给了我号码。我给杨丹霞打电话，问她对《功甫帖》的看法，她说不看好，问她为什么不看好，她又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只是劝我退货。我说我已经请故宫的权威老专家看过原作了，认为是真迹，想请她也看看原作，哪怕她同意上博专家的“双勾廓填”说，也可以写文章说明为什么是“双勾廓填”。她说不看原作，又说以前没有对《功甫帖》发表意见，以后也不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反复说上博“钟老师”还是有眼光的，她自己看画也很有经验。还一再强调广东东莞旗降山博物馆聘请她做鉴定顾问，每月给她五万元鉴定费(后来旗降山博物馆的负责人向我证实了此事，说杨女士有了高额顾问费，还找他们报销其他费用)。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无法接茬，又不能挂电话，只好听其絮叨。

 

　　关于“政府特批入关”

 

 

　　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

 

　　杨丹霞博文摘录：今年元旦，上博三位专家发表了文章，刘益谦当天12点多打我手机，问我现在上博的文章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杨老师？”我建议他退货。他说：“不能退呀！我这个《功甫帖》回来区里领导向市里打了报告，政府替我交了进关的钱，我现在退，怎么退呀？”

 

　　刘益谦回应：其实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最想听到看到的是专家学者对《功甫帖》真正的学术性评判，因为我毕竟掌握着退货的主动权。没想到，一南一北两大博物馆的两位女专家都是“不看原作”的做派，尤其是上博专家所谓的学术论文更是漏洞百出，无法令人信服。与此相反，后来一些仔细看过原作的博物馆专家都给予了肯定的意见，并详细说明了理由；同时，大量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严肃认真的学术论文，对《功甫帖》 的真伪给出了心平气和的结论。正是这些不带成见的研究成果使我坚定了对《功甫帖》的信心，做出了不退货的决定。至于说我是因为政府特批保税入关和面子问题而死撑不肯退货的，恐怕是不了解政府的保税区政策，也不了解我的作风。《功甫帖》完全是依据国家保税区相关政策入关的，我们也是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才得以借展的。

 

　　关于“开门假”

 

 

　　希望她写学术文章

 

　　杨丹霞博文摘录：(刘益谦说)1月2日让人把《功甫帖》送到我家来，让我研究几天，然后看能不能写篇文章质疑上博专家在《中国文物报》上的论文。我拒绝了，因为《功甫帖》是开门假的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见过苏轼真迹的人、对宋代书法有研究的人、练过几年毛笔字的人，只要他眼睛没毛病，平心静气、不带私心杂念来看这件《功甫帖》，其结论与我没什么不同。

 

　　刘益谦回应：上博专家钟银兰、凌利中为了证明《功甫帖》是“双勾廓填”，用了近万言的文字。当“双勾廓填”遭到体无完肤的批驳时，他们又用了数万字来改口论证《功甫帖》是所谓的“摹本”。杨女士的一句“开门假”等于把真伪两方都同时绕了进去，既然是连初级书法爱好者都能看出来的假货，那么正反两方花这么多的笔墨来论证，岂不都是傻帽？在古玩行、在拍卖行、在私下交流时，“开门假”或许是一种痛快的表达方式，但是在学术论辩时，“开门假”就成了很不严肃的信口开河。杨女士自视甚高，我们有理由期盼杨女士能够以其高超的学术水准做出对《功甫帖》 令人信服的学术文章。是“双勾廓填”，还是其他的作伪方法？我们期待着您的高论。

 

　　关于“博物馆大忌”

 

 

　　个别人判断上升为共识，未免托大了

 

　　杨丹霞博文摘录：从这次《功甫帖》 风波季涛等人的表现可以看出，博物馆的专家只能对市场上的东西说真，说好，不能说假，说不好，谁犯了这个“大忌”，就把谁抹黑搞臭。

 

　　刘益谦回应：杨女士将个别人把《功甫帖》判假，上升为博物馆界的“共识”，这未免太托大了。中国不是只有上博和故宫两家博物馆，这两家博物馆也不只有钟银兰和杨丹霞两位专家。一些比杨丹霞女士资历更深的专家也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功甫帖》认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公开发言，这一方面是像马未都先生说的，他们不愿意以国家公器压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与市场走得太近。这样有学者风范的专家，我打心眼里尊重他们。

 

　　我曾经在微信中戏称《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多少人在它面前显出了原形。无论持何种观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来看看，其结果无论是强化你的原有观点，还是改变你的固有判断，我希望都是由衷的，而不是强加的。我期待钟银兰、杨丹霞两位女士能够放下身段，改变不看原作的傲气，也来看看原作，进而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字。龙美术馆的员工告诉我，单国霖先生近日独自一人来过龙美术馆，在《功甫帖》面前看了很久。我没有问单先生看后的结论，但是我对他这种严谨又不失大气的作风表示钦佩。

 

　　《功甫帖》风波揭示大背景

 

 

　　为何博物馆不许专家入市

 

　　《功甫帖》的真伪之辩在社会上反响之大，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中最大的，一碗水为何会越搅越浑？这与博物馆专家向来不介入市场的“成规”被突然打破有关。

 

　　1962年，国有文物局组织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拟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1983年，成立了7人鉴定小组，谢稚柳任组长，组员有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他们历时8年，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该书已成为业界的经典。随着老一辈鉴定家们纷纷仙逝，基本上能对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一言九鼎的人都已成为了绝响。　　但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发展，古代书画鉴定的供需矛盾也格外突出，各种利益掺杂，渐渐地造成专家在市场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因此，学术界只能对市场关门，故宫等国有博物馆规定，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以单位名义在外从事文物鉴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