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敦煌古籍残片《酒令舞谱》
 

　　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于9月9日国图105岁生日当天正式开放。该馆是我国首家典籍博物馆，为国图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图书典籍阅览形式。从8月1日起，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开始接受团体预约参观。

　　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当天，还为广大参观者准备了一份开馆大礼——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此次展览共设置9个展区，汇聚了800余件难得一见的典籍国宝。每件国宝背后，都有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

　　国图南区的这座建筑，对于国图的老读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座建筑于1986年建成，1987年正式开放。当年，国图南区建筑群的设计出自杨廷宝、戴念慈、张镈、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建筑名家之手，这一设计方案史称“五老方案”。在运行了24年之后，这里于2011年5月闭馆进行改造。即将开放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象征着这座老建筑的重生。

　　从国图南区东大门拾级而上至二层，步入国家典籍博物馆大厅(从前的文津厅)，便能感受到厚重的文化气息。迎面的大铜门，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之手，大门上的装饰花纹“凌花双龟背”，取自馆中国宝《永乐大典》。据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制作出如此具有历史文化感的大门，他们特地高仿影印了《永乐大典》真字韵门制类中的几页书影。这里记载了各种各样的门和扇棂格的名称，还配了几十幅图画，为今人的创作演绎提供了蓝本。

　　此次国图南区的修缮改造，以“修旧如旧”为总原则，大厅内的大型紫砂陶板壁雕《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便是不少读者颇为熟悉的作品。这幅创作于28年前的壁画作品，是著名画家李化吉与夫人权正环的结晶之作。改造期间，工作人员发现壁画上楣正中央有大约4平方米的陶板破损，于是找到李化吉大师，请他帮助修补。此时，权正环已经去世，也许是为了纪念老伴，已是83岁高龄的李化吉欣然应允，才让壁画上的盘古开天辟地图案重现光彩。

　　虽然国家典籍博物馆有不少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地方，但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这里却经历了一次智能化的升级改造。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集中展陈空间，建筑面积达11549平方米，拥有9个展厅。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很多的馆藏典籍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国宝的介质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可谓包罗万象，其对展览、保存的环境格外挑剔，每一次取放都要异常小心。为了保护这些古籍，展厅内所有的展柜都是可内控温度和湿度的智能展柜，展柜内的温度被控制在20摄氏度上下，相对湿度则控制在50%左右，即使外部环境变化再大，一般也不会对珍藏其中的国宝造成影响。

　　国宝是难以触碰的，可是图书文献又是供人翻阅的。为了满足观众阅读古籍的需求，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利用高科技手段，提供了一些互动服务。比如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其旁边既有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还放置了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

　　“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早在1937年，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就曾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关系作过清晰的阐释。而今，“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成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最注重的理念。

　　步入博物馆善本展厅，江苏省非遗项目雕版印刷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江民和雕版刻印师宋保胜，正在现场演示《红楼梦》插图的雕刻和刷印过程。旁边，元代木活字发明者王祯独创的“转轮排字盘”也被仿制出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不同的精妙之处，就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金石展厅的地面上，则流淌着一条“汉字历史长河”。这件数字艺术品将汉字在3000多年历史中的演化，投影在展厅地面上，汇成河流。长河尽头，一个巨大屏幕上循环出现《曹全碑》、《张迁碑》等中国十大碑帖的拓片影像，硕大的高清画面让拓片细节分毫毕现，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这绝对是个研习古代经典书法作品的好去处。

　　最让观众跃跃欲试的互动展品，则是甲骨文临摹装置。在一个触摸屏前，参观者只要选定一个姓氏或一个生肖字的甲骨文，就可以参照样本在屏幕上用手指“描模子”。像这样由自己亲手书写的甲骨文，还可以打印出来，当作免费的纪念品带回家。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善本展厅、金石展厅、敦煌展厅和西文善本展厅已准备就绪，在试运营期间，样式雷图档展厅、少数民族语文古籍展厅、名家手稿展厅、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厅也将陆续开放。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更多的互动体验，了解中华文脉之博大。

　　宋朝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无人不知，可要说司马光的真迹，却没多少人见过。其实，司马光留存于世的真迹仅存465个字，这便是收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手写原稿残本。这一珍贵手稿将于9月向公众露真容。

　　据了解，这个稿本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29行，465字，上面记载了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历史。文中，每段史事写开端或末尾仅几字或十多字不等，中以“云云”省略，与通行本内容略异。

　　颇具特色的是，该残本的最后一段，司马光竟然在好友范纯仁写给自己和哥哥司马旦的信札空白处写起东西来。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在稿本末尾，有四行字被墨笔涂抹，这四行字便是范纯仁信札的内容。透过墨迹仍然可以辨认出这段信札的原文，大约是“纯仁再拜……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共38个字。根据明代《珊瑚网》记载，在“自取疲耗”以下，这封信本该还有“无足念者……纯仁顿首，上伯康、君实二兄坐前。九月十一日”等79个字，不过在清初，这些字就不知已被何人割去。

　　司马光存世的这段130厘米长的稿本的卷尾还有惊喜。在这里，司马光手书了一封“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回复答谢的一种文字。这段文字上看不出是答谢谁，只能看出“右伏，蒙尊慈特有颁赐，感佩之至……”等字。一纸之间，集中了司马光手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也正因为“幅纸三绝”的宝贵，历代藏家盖在这手卷上的藏印有上百枚之多，其中乾隆、嘉庆、宣统三位清代皇帝的钤印也揭示了手卷曾入藏清代内府的收藏轨迹。

　　宋拓《神策军碑》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故事的古籍。它既是书法爱好者必临的精品，也是极具文献价值的典籍。这部古籍的全称是《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又被称为《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是书法家柳公权晚年所书，纯熟稳健的书风令后人赞叹这是其“生平第一妙迹”。石碑刻于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本来立于长安宫廷禁地，但终毁于战火，拓本极少。

　　大概是因为其书法艺术的高度，世人大多低估了其文献价值。其实，这部古籍还蕴含着很多信息。就拿“神策军”来说，这是唐晚期的主要禁军，到会昌三年时，早已为宦官掌握。此时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为向宦官示好，便巡行左神策军，宦官仇士良也从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于是便有了这《神策军碑》。碑文中因为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抚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嗢没斯等史实，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唐代边疆关系的重要史料。

　　《神策军碑》拓片原装两册，其中的下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失传，上册则被著名收藏家陈清华夫妇带到香港。1955年和1965年，陈清华因生活窘迫，曾两次大批出售所藏古籍，其中便有《神策军碑》上册。这两次大宗典籍转让，都在国际收藏界引起极大关注。

　　虽然新中国当时财力有限，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有关部门曾两次斥资回购典籍。其中1965年那次，文化部以25万元从陈清华手中收回包括《神策军碑》在内的珍贵善本18种，碑帖拓片7种，一共25种102册。据说，当时用于回购典籍的这25万元，相当于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而回购的图书中，还包含了《蜀石经》、《梦溪笔谈》等精品典籍。

　　如果要选国家典籍博物馆里最神秘的藏品，当属手写于公元9世纪至10世纪的《酒令舞谱》。这块巴掌大小的敦煌古籍残片上，记载着的是一种舞蹈的曲调、节奏和动作的字谱。虽然残片上只有不到100字的内容，却如同密码一样，如果不是既精通舞蹈又研究文字的人，是根本无法破译的。

　　据古籍专家介绍，目前的研究结果，只知道“酒令舞”是以舞行令送酒的酒令，从存世不多的舞谱上看，酒令舞用“舞”、“据”、“送”等十二三个字，来表现舞蹈的节奏和特定的动作。其中最关键的字是“送”字，因为每到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参与者要喝酒了，而“据”则表示停顿，“挼”则有可能代表叉手、踏足、举左右肩三个动作的结合。不过，如果要想从这页舞谱中复原舞蹈的原貌，恐怕已不太可能了。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于8月1日至9月8日试运行，接受社会团体预约参观。

　　该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16:45，周一闭馆。每日参观人数限制为2000人，试运行期间只面向10人以上社会团体提供参观服务，想要参观的团体需提前三天进行预约。

　　9月9日，国家图书馆建馆105周年之际，“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并面向个人读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