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备忘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历代流传的法书名画是我国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古代艺术家智慧的结晶，代表了我国独特的艺术传统、审美趣味和民族气质。在封建统治时代，法书名画是各朝统治者内府收藏的重要部分，同时也被民间收藏家永世珍存。清代皇家对法书名画的收藏是继北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乾隆六十年，清皇室所藏书画数量已蔚为壮观，计有万余件之多，存世的唐、宋、元书画几乎网罗无遗，近2000余件。至清末，国家内忧外患，这些国宝遭受到几次空前噩运， 或消亡，或毁坏，还有许多离开了祖国，散佚于海外。一次是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所藏书画200余件不是 被焚，便是被劫，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被英国军官劫往伦敦，1903年为大英博物馆收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进入皇宫，宫内 书画再遭劫夺，损失更为严重。及至1912年，清帝逊位，末代皇帝溥仪又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后来在东北散失。这里主要记述溥仪于紫禁城小朝 廷中盗运书画古董的经过以及文物流佚情况。

　　梦想留洋的少年“天子”

　　幼小的溥仪是在小皇宫中逐渐成长，并度过了他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在宫廷森严的礼仪制度和内务府控制下，这位少年在被驱逐出宫之前几乎没 有跨出过紫禁城一步，因此，溥仪认为宫廷是一所大监狱。在他的周围没有少年伙伴，只有一群遗老旧臣和太监奴才，时时对他灌输着“恢复祖业”、“光复故国” 的复辟思想，“没有一天停顿过”。渐渐地，这位少年“天子”开始懂得了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懂得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溥仪在毓庆宫读书时的老师陈宝 琛、英籍教师庄士敦是他的两个“灵魂”。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剪掉了象征大清朝的辫子，并在紫禁城内针对内务府和太监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通过庄士 敦，溥仪接触到了宫外的世界，接触到了大清土地以外的世界。从而更为厌倦宫中单调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同时，溥仪也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内战的发生，政局的 瞬息万变，危险可能随时逼近。“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出洋留学的念头在这位大清少年“天子”心中滋生了。

　　出洋的问题遭到了小朝廷内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王公大臣们惟恐皇上一出紫禁城，便失去了民国的优待，失去了他们的奢侈享乐。公然离开紫禁城成为泡影，溥仪便找到弟弟溥杰、溥佳，商议筹划，暗等时机。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经费问题。

　　发誓要“还政于清”、“恢复祖业”的小朝廷并没有卧薪尝胆，而是依旧享尽奢华。巨额的开销使得民国政府所支付的优待费早已入不敷出。 为此，清室不得不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津贴。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小朝廷的上上下下、明里暗里都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宫中的珍宝之上，致使大量珍 宝流出宫外。首先是清室公开拍卖珍宝古物，或抵押银行，当然他们根本无力赎回。仅1923年，估价卖给汇丰银行的珍贵古董就有80件之多；其次，内务府惊 人的开销并没有满足这些遗老、大臣的胃口，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开辟了各种生财之道，有人竟办起了古玩店；宫中的太监也大胆地干起了偷盗宝物的行当， 在当时地安门大街上，就有太监开的古玩店。

　　溥仪为了制止太监的恶行，下令清点建福宫古物。建福宫储存的大量字画和古玩玉器是乾隆最喜爱的珍宝，嘉庆下令将其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 多的殿堂库房，不想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将建福宫连同周围的静怡轩、延春阁等一大片土地烧成焦土，清点和未清点的珍宝全部化为灰烬，后据内务府查点说烧毁了 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数万册，而这仅仅是内务府的一笔糊涂账。

　　由此可见，溥仪出洋的经费也将在这些珍宝古物上寻找出路了。

　　监守自盗的行径

　　将大批珍宝随意拿出宫外显然不太可能。于是，溥仪携同其弟溥杰、英文伴读载涛之子溥佳共同制定了监守自盗的方案，即以“赏赐”溥杰、溥佳为名，将珍宝名正言顺地运出宫外。

　　关于此次盗窃的筹划工作记录在溥佳的一段自述中：“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 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我们也考虑到一旦离开宫内，对于生活费以及出洋留学当时也想到外国去留学的经费，势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准备”。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文字。实际上，清朝廷早已对复辟失去了信心，已开始为逃跑准备后路，同时力图寻 求外国人的支持，以求得保全平安，如此长远计划的开支哪是几件珍宝所能换取的呢事实也是如此。1922年，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大地震，溥仪极为大方地 送去了价值30万美金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人前来致谢。“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时相像”。陈宝琛说：“此举之影响，还不限于此。”以此 可以看出溥仪盗出珍宝的真正用途。

　　从1922年起，溥仪等人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分六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 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所存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需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 品赏给某人，然后开一张条子，才能将物品携带出宫。此外，还有宫门守护的太监、宫廷外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等，如此 众多的耳目蒙混过关也实属不易。他们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利用溥杰、溥佳每天下学的出宫机会，将“赏赐”溥杰、溥佳的字画分批带出宫。当时宫 中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轻而易举地挑选走了他们选出的上品。

　　由于善本书籍与溥杰兄弟平时随带的课本表面上大小形式一致，体积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与平日太监们携带的黄绫包裹很难分辨出来，不致引起“内城 守卫队”的怀疑和盘问。所以“赏赐”便从那些尤为珍贵的宋元善本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竟被太监们欺骗过关了。从1922年7月 13日起到9月25日止，盗出宫的宋元善本209件，总计502函，绝大多数是宋版，而且不乏官府监本精刻，其中以南宋临安监本《韩文朱注》尤为珍贵。

　　有了前段的经验，溥仪开始将“赏赐”转向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他们熟练地先从卷册下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 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麒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这些美术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逃脱溥仪贪婪的眼睛。清宫收藏的书画都有特定的装帧包装，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有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由软缎作里，上面钤有品名、等级、收藏地等印记，包袱外面都有楠木匣盛装 。值班的守卫当然不了解这一情况，误以为是课本书籍，听之任之，盗运进行得如此畅行无阻，他们的胆子更加壮大起来。“赏赐”从开始的一次10件发展到35 件。如此“赏赐”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中间除去少有的间歇外，基本上是按天来的。半个月内原藏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册子所留有限，仅有轴子尚未经搬动。总共盗出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事实上不仅仅此数，还有许多卷册根本未列入“赏赐”清单。溥杰兄弟几乎每天都从紫禁城带走大包书画，时间长了，引起了宫内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问溥佳：“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溥佳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还回宫里来的。”可是，那些要修缮的字画只见出，不见进，内务府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只是不知道古物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了确保这批古物的“安全”，溥仪等人随即将它们运往天津英租界。当时也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东站时，不但要上税，还要检查。恰巧当时的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的胞弟的岳父，溥佳找到载抡，说是醇王府和载涛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 请他转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得到护照，就由溥佳将这批古物送到天津，全部存放到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一切筹备工作似乎基本大功告成，溥仪已经按捺不住出洋的迫切心情，准备先秘密逃出紫禁城到外国公使馆，他“天真”地想：“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 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木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在庄士敦的帮助指导下， 溥仪亲自与荷兰公使馆电话联系好，约定出宫的时间和地点，又派溥佳到公使馆当面敲定，同时，他们还买通了宫内太监。但1923年2月25日这天，在预定时 间的前一小时，不知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溥仪出洋留学的计划 以彻底失败告终，他又回到了宫中。然而，那批字画珍品却很难再安然回到宫中了，从此，它们开始了在民间的流浪生涯。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于11月5日闯入紫禁城，在一个钟头内，将溥仪驱逐出宫。与此同时，“优待条件”被取消，溥仪成为“民国的公民”，清宫收藏的珍宝古物为民国政府所有。为了顺利接收清宫，组织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陈垣、沈兼士等社会人士和知名学者担任委员，由其对宫中宝藏进行清理和点查，点查为全国所关注，因而制定了严格的点查原则。在清理毓庆宫时，委员会成员发现了溥仪“赏赐”溥杰的清单和收到单，遵循“公开一切”的点查原则，他们根据此单，编写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简称 《佚目》，并于当时印刷出版，公开发售。清宫所留的书画及宝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民国政府将其南迁至南京，后辗转于贵州、四川一带，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南京，南京解放前夕，又在文物中优中选优，先后分三批运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