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前迎来90岁生日的故宫博物院，着实为艺术爱好者端出好几盘“大菜”。屡屡刷新排队耗时纪录的“石渠宝笈特展”自不必说；陈列于神武门城楼的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虽然热度逊于前者，却也顶着“第一”的光环——这是故宫首次以“文物保护修复”为主题，举办的综合性修复技艺和成果 展。

　　藉此展览，人们不仅可以清晰看到一件文物“旧貌换新颜”的过程，还能感知到平日里隐身展品背后的“文物医生”的存在。别看他们大多极少露脸，这可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但凡馆藏文物走向展台前，都会由他们过一道手，为文物“疗伤”，然后让“康复者”亮相，更有甚者，近乎“起死回生”。不过，在“鬼斧 神工”的独门技艺之外，文物修复还面临不少难度更甚的现状，诸如，不时有人喊着人手不足，却又总处于留不住人的境地；在现有职称评比体系里，处处受制。这 些成天与国宝打交道的人们，享有的待遇却与国宝隔着好几条街。

　　1。 妙手回春的“魔术”圣手

　　“最难的环节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只能用镊子夹着小碎片一点点去尝试。”

　　驻足故宫神武门展厅，不时能听到诸如“宫里藏品也能毁到这个地步”的唏嘘。这也难怪，人们寻常见到的都是些整饬完毕的光鲜品，冷不丁将“整形”前后作一对照，生发感慨也属正常。

　　要说修复前后差异最为明显的，当属高4米多、宽近3米的《董诰山水贴落》。据故宫文保科技部书画修复组组长杨泽华介绍，这件原本藏于乾隆花园符望阁的绢本，曾经散落为上千块碎片，有的碎片还不如小拇指甲盖大，经过修复师有如魔术般的圣手，如今再看上去已是裂痕全无。

　　一堆碎片，加之缺少原作的尺寸信息，要想修复如初，难度不言而喻。作为国内藏有古代书画最多的文博单位，故宫拥有一整套传承下来的传统书画修复技 艺，不过，由于这件作品尺幅信息缺失，修复组只得另寻他法。最终拟定的方案是：先加固那些稍加用力就会碾成粉末的碎片，然后再一块块地拼接、压平，最后做 全色处理。“最难的环节就是拼接，就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只能用镊子夹着小碎片一点点去尝试。”话虽说得轻巧，杨泽华深知背后艰难。因为整个拼接过程相当于 将几千块小碎片还原进十多平方米的画作里，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最终，集数人之功，历经数月，原作终于恢复当初神韵。“要修复一件受损古书画，时 间短则一两个月，长则数年之久，如果要细数中间修复过程，可以列出的工序多达六七十道。”在河南博物院从事书画修复三十多年的甘岚，前些天还特意带着部门 年轻同事到故宫参观了修复特展。

　　除了古书画装裱修复，此次集中展示的文物修复技艺还有古书画人工临摹复制，木器类、纺织品类、漆器类、青铜器、古陶瓷、古钟表、百宝镶嵌类修复技 术，以及囊匣制作工艺。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话讲，这次修复特展是想让更多人认识故宫的“文物医院”，也就是故宫文保科技部。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直到八十年代扩建为文保部。现如今，这支宫墙内科技含量居前的队伍共有各科“医生”一百多 人，负责为院藏一百八十多万件文物延年益寿。这样的人员规模不仅在国内文博系统居首，也组成当之无愧的“文物三甲医院”。如果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归为 “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就属于“西医”，修复过程中，往往需要中西医结合治疗。此次展出的一件沉香雕罗汉寿字插屏，就是“医生”们通过给插屏做X射线 CT照相，才最终探明内部结构，并据此开出“药方”。

　　2。 两千人面临一千多万件文物

　　“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

　　有这样一组数字真实又残酷地揭示出国内文物修复行业的生存状况。据国家文物局调查显示，全国文物系统三千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 破损，接近两成属于损毁严重。而国内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就两千多人。而文物修复最大特点就是“慢工出细活”，耗时数年修复完成一件文物的 例子，比比皆是。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研究员詹长法估算，“以现有人员规模，要修复全部受损文物需要上千年”，这还不包括修复过程中， 又产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出头的古陶瓷修复专家李奇在二十年里，主持修复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馆所藏宝贝——孙中山生前受赠的“索耳八角 花盆”，而且，这些物件的修复绝大多数由他独自完成。“不是我不需要帮手，而是实在难以找到得力助手。”在他看来，文物修复不同于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 厘，谬以千里，“外行人眼里，文物修复可能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其实学问真不少。”李奇说，一个优秀的修复师如同“全能选手”，既要懂绘画、雕塑，还 要掌握化学、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识。而如此高要求的综合素养，必然导致人才成长缓慢。据了解，当年和他一道参与学习修复技艺的，大部分已然放弃。

　　也正因为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紧缺，一些被修坏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辽宁沈阳云接寺清代壁画修缮，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残损壁画上“重绘”了一幅新作；前些 年圆明园首批破损文物遭遇的“试验性修复”，不仅部分文物被无故涂抹上金漆，就连修复出来的纹饰图案也无据可循。有人笑称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贩子在作 假”。

　　为了防范出现不可逆的“损毁性”修复，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徐飞认为，关键还在于加强专业人员配置。据他介绍，其所在部门人员共 三十多人，实际动手修复的接近20人，而这已经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一支文物修复队伍了。“可以肯定，单单依靠这些人，馆藏文物一辈子也修不完。”

　　人手紧张是国内每家博物馆都面临的问题，故宫博物院也不例外。据了解，此次故宫推出的“修复特展”，除了本馆修复人员参与外，还从社会上借调了不少 非遗传承人和修复高手。“他们中不少人的祖辈，原来就是宫中能工巧匠，此番‘进宫’参与修复，颇有点回家的味道。”在国内资深修复专家、中国文物学会文物 修复委员会秘书长贾文忠看来，不少国家的文物保护已进入预防性阶段，而国内由于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应急阶段。

　　3。 民间修复市场处于无序状态

　　“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

　　尽管人手不足，馆藏文物尚有专业人员保养、修复，那么，民间藏家手里的残损文物应该找谁修复？近些年，伴随民间收藏的兴起，这成为一个愈发难以回避 的问题。“博物馆一般不会承接社会上的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活计都忙不过来。”贾文忠说，近些年市面上陆续出现了民营修复公司，不过，由于水 平良莠不齐，并没有与市场需求对接上。

　　这些天，家住望京阜通西大街的卢志永隔三差五就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跑，他想尝试“聘请”馆内油画修复师给自己帮点忙。原来，他一年前遭遇了一桩倒 霉事。家中一幅祖传油画由于保存不善，出现了不少霉点，他特意跑到琉璃厂请来一位民间古画修复师，经过对方一番捯饬，霉点的确不见了，画面也光鲜不少。不 成想不出半年，画上就出现大块色块剥落的情形，不仅一万多元的修复费打了水漂儿，画作也难保。

　　有人担心自己手中的宝贝被生手损毁，还有人被修复公司开出的高额价格所吓退。在圈内小有名气的藏家刘先生在拍场“捡漏”得到民国某书法家的作品，“我买入的价格不到十万元，对方开出的修复价格竟然也是这个数。”为此，他只得放弃修复的想法，坐等新的买家上门了。

　　“一幅价值百万元的古画，花个几万元修复还能接受，但十几万元的藏品却要数万元修复费，绝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了。”贾文忠介绍说，十多年前他就提 出过一个修复费用的计算公式，即根据标的物的估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不过文物修复的基本模式都差不多，不会因为你的估价低就少收取费用。”他建议，行 业主管部门可以对民间修复机构按照资质等级划分修复范围，可以考虑设立“文物修复大师制度”，“估价高的可以送往那里修，就像在医院挂号一样，你可以选择 专家号，也可以选择普通号。”

　　60岁的于爱平就是上海古陶瓷修复圈的“专家号”，几年前从上海文物商店退休后，她开办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博物馆可以考虑抽调一部分人力支援民 间文物修复，最起码可以组织专家搞一些培训。”她回忆说，二三十年前还经常有各种古陶瓷修复培训班，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时成长起来的。后来 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已难觅踪影。“现在几乎每家博物馆都拥有近乎相同的专业设备、仪器，事实上，除了极个别藏品丰富的大馆，很多设备是闲置 的，完全可以按照某地区出土文物的特色，将某类设备集中一处，建立几个大型修复中心，予以最大化利用。”贾文忠说。

　　4。 修复师工资曾是院长的两倍

　　“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调了。”

　　国内文物修复人才相当稀缺。贾文忠介绍，老一辈专家有的离世，有的退休，绝大部分已经不在岗位；中青年一代不少人中途选择转行，而年轻一代又因为评 职称、待遇不高，没什么积极性。据他描述，二十多年前，受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物学会委托，文物修复委员会评出过一份“名师榜”，里面囊括了从事文物修复、 保护工作工龄30年以上的老专家共80位，如今名单上的绝大多数老师傅已经故去，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贾玉波。

　　在贾文忠印象里，父亲那一辈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北京建了十大博物馆，里面很多文物都损坏严重，需要能工巧匠修复，因此全国有名 望的修复人员都集中到了各大博物馆，而且享受的待遇相当不错。“故宫当年从上海请了一位裱画师傅，他的工资是当时故宫院长的两倍。”贾文忠说。

　　相比曾经的辉煌，贾文忠认为修复行业如今的地位与当年还有差距。“主要还是评价体系变了。当年是看谁能把活儿干好，现在基本上是以职称为导向。”在 他看来，修复人员在博物馆体系里属于最基层，“从最初设置的‘修复工厂’就可以看出来，是‘工匠’身份，评职称当然会落在科研人员后面。”他说，“都说新 闻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好歹在新闻版面上可以署名吧，你可曾见过修复好的器物与哪位修复人员的名字相关联？”在他看来，那些凭借高超技艺修复好了诸如 《清明上河图》这般国宝的，却并不能被当作成果，必须得发表研究文章。为此，文物修复委员会推出了一本名为《文物修复研究》的学术刊物，专门消化同道中人 的发稿需求。

　　原本就人手紧张的修复行业，却一再陷入人才流失的境地。“三星堆博物馆有个修复青铜器的小伙子，单位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可人家偏偏辞职跑去修空 调了。”年过七旬的杨晓邬被誉为四川文物修复“第一人”，三星堆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铜器，一大半是他修复的。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最直接地反映了行业的无 奈。“我们看得见大量国宝，却往往忽略了修国宝的人。”王琛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传统技术研究室主任，尽管修好过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云纹 铜禁”，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依然只能被评为中级职称的技师。

　　北京联合大学是本市较早开设文物修复专业的高等院校，据该校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顾军介绍，由于缺乏师资，学院设置的多个文化遗产类实验室，利用率很低。他建议，院校聘请人才应当突破以学历为主要依据的规定，以实际需要引进。

　　“与中国的稀缺状态不同，文物修复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职业。”詹长法建议，中国也应该鼓励更多的能人通过一定准入制度参与到文物修复当中，促成修复师的职业化，或可打破文物修复的人才瓶颈。（记者 陈涛）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