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直到现在，我们都靠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或某种思想治理天下，这都是文脉的一部分，不可能靠画去治理天下。一篇文章可以治天下，一篇文章可以乱天下，“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就是靠一篇文章吹响的。画的功用不会有如此之大。有很多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或走上了献身民族事业的大道，画的力量不会有这么大。

　　读书不独能改变人的气质，而且能养人的精神，长久读书（优秀的书、高雅的书），人的心胸开阔，气质非凡。“腹有诗书气自华”，内在充实的是文雅之气，表现在外的“华”也绝不同于凡俗。画家画人物重在画出人物的内在气质，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奸商、儒商）、卖菜的、挑担的、文人学者、教授，各有各的内在气质，这气质正是内在蕴藏的外现。人们经常说“学者气质”而不说“画家气质”，也不说“作家气质”，更不说“农民气质”（其实各有各的气质），就因为学者以读书为职业，读的书多了，这气质必然非同一般。作家、画家也必须读书，但较学者读书为少，气质也无法和学者相比。而且学者读的书非浅薄之物，多高深之理，义理融通，文精词妙，境界非凡，人的精神在读书中得到涵养，精神变了，气质也变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也为己，今之学者也为人”。“为己”就是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改变自己，自己好了，为政自然公正有方，作文自然高雅有理，绘画自然格调不俗。

　　艺术是自我代表，绘画更是自我表现，你的气质不凡，格调高雅，学问精深，人品不俗，自然会在画面上有所表现，心手不可相欺。当然需要一定技巧，艺术的表现方式是技巧，没有技巧无法表现，有了技巧，表现了你自己，你没有学问，在画上怎能显示出学问；你没有不凡的气质，画面上怎能显示出不凡的气质。多读书，多为文，改变你的气质、精神，才能改变你的画。技巧是表现的手段，人才是主体。人的改变靠文，不能靠画，画的改变也靠文。

　　明李日华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处，全在灵明洒脱，不挂一丝，而义理融通，备有万妙，断非尘襟俗韵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辈学问，当一意以充拓心胸为主。”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历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国度，唐人“以诗取士”，诗写得好才能中进士，才能做官。而西方一直是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贵族和教会需要艺术，全由匠人去创作，匠人的审美观决定艺术的品质。而中国的文官需要艺术，一方面以文人的审美左右艺术，一方面文人自己参与创造艺术。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文人画，而且其他画种和艺术也都借鉴中国画，文人画又以书法为基础，书法更是文人的专利和文人必备的基础。

　　文官治政，一切都要以文为基础。中医、园林、绘画等等，都有很强的文化性。画上要题诗，还属于文在画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内涵。董其昌题画诗云：“一一毫端百卷书”，每一笔上都蕴藏有百卷书的基础，好的文人画上一笔一墨中都有百卷书、千卷万卷书的底子，否则不可称为文人画，也不会有文人画的内涵。明代的周臣曾指导过唐寅绘画，但后来画的名气赶不上唐寅。有人问他，老师不如学生，应作何感想。周臣回答：“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周臣在绘画技法上可以作唐寅的老师，但画境和画的内涵都赶不上唐寅，还是读书少了。不读书，不学文，岂能作好画。

　　前面说过，文的功能大于画，孔子、庄子的思想，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的思想都是靠文传播，不可能靠画传播。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只可游之而已。儒家又认为艺术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焉”），“小道”的作用赶不上“经国之大业”的文，但这个“小道”又必须建在“大道”的基础上，没有文的修养，文的内涵，这“小道”决不能成功。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绘画又不是小道。

　　邓椿在《画继》中说“画者，文之极也”，又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表示了他对文与画的关系之重视，画成为文的最高表现了。

　　前面说到文脉与画脉，文脉至为重要，但中国的画脉中又一直有文脉的内涵和基础。所以，画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则便是画匠之画，便是庸俗的画，格调不可能高。至于在画上题诗文，乃是文人画的另一形式。尚不在此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