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 回鹘人供养像
盛唐 净瓶大士像
飞天像
面前的展柜里是一张初唐的璎珞大士像,菩萨头戴宝冠,脚踩莲花,面相丰圆,神态安祥,身披红、绿、黑各色璎珞,右手抬至胸前结说法印,显得雍容而端庄。正在无锡博物院展出的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展》,展出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近40幅,佛像、飞天、供养人及藻井图案等无不形神俱备。
临摹催生中国画“文艺复兴”
观赏这些超过一人高的佛像和菩萨像,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你都会感觉到,那慈悲的目光正从四面八方望着你。70多年前,初到敦煌的张大千,站在绘满壁画的石窟中,一定感受着同样的目光。
四川博物馆副院长魏学峰认为,张大千从1941年至1943年长达2年7个月在敦煌的文化苦旅,不仅使张大千借古开今成为一代巨匠,而且使早已失传的晋唐绘画传统重回中国画坛,形成了一次中国绘画的“文艺复兴”。
敦煌壁画代表的是早已失传的职业绘画技艺和传统。例如璎珞大士像下半身是半透明的红色裙裾,衣纹层层垂下紧贴若隐若现的腿部,那种沉甸甸的质感仿佛刚从水中走出来;另一幅飞天头戴宝冠,身披长巾,臂戴钏,手戴镯,下穿朱红罗裙,双手捧莲,从空中飘逸而降,翠绿的披带和朱红的罗裙随风飞扬,画面的动感使人仿佛能听到风声。前者是北齐曹仲达创造的“曹衣出水”,后者则是唐代以吴道子命名的“吴带当风”,到民国时已数百年无人睹其真容。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告诉记者,晚清民国时,绘画主流是文人画,主张逸笔草草,抒发内心,线条随性而为,色彩多用水墨,职业绘画的技法、塑形和色彩已基本被抛弃。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集中古绘画之大成,使唐代至精至美的人物画重新被发掘、振兴,激活了中国画的文化基因,重振了中国绘画,因此张大千在总结敦煌艺术时曾自豪地说:“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
苦修绘出神话世界
张大千当年按原大小、原色彩临摹敦煌壁画,一笔一划原样复制,丝毫不掺杂自己的创作意图,尽最大可能保持壁画的艺术特色。
展览中时代最早的是一幅画在绢上的三世佛,三佛身着大红色的右袒袈裟,立在莲花上说法,头顶有祥云和帷幔,身旁有仙女侍立,上方有飞天礼拜,作品线条繁复,色彩浓烈,人物造型受到印度、阿富汗一带佛教艺术影响;西魏的五百强盗成佛图是一幅长卷,用类似连环画的形式讲述了500强盗被官兵俘虏、挖眼,痛苦万状,后被香风吹药入眼,恢复光明后皈依佛教的故事,画面人物用铁线描,山岳用蓝黑二色,人物都是秀骨清象,表现出中原画风;而盛唐时的净瓶大士像,左手托净瓶,右手持柳枝,脚踏金色莲花,衣饰繁复线条流畅,与后世所见的观音菩萨很相似,但形象之雍容高贵、线条之劲挺流畅、色彩之明艳华丽,则后世莫及。
为临摹这些壁画,已负盛名的张大千在敦煌过了近3年苦役般的生活。无锡博物院副院长蔡卫东告诉记者,为避免损坏壁画,张大千先让弟子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勾摹线条,随后出洞将蜡纸覆在绢或纸的背后,利用阳光照射,用柳条炭勾勒出透过的影像,再用墨描。随后,再将架子搬进洞内,由学生比照壁画上色。据张大千的学生回忆,临摹洞顶壁画时,需一手提马灯,一手拿画笔,爬在梯子上,仰头看一眼,低头画一笔,累得眼花腿抖,腰酸背痛;临摹底部时,得趴在地上勾线着色,冬天滴水成冰,洞内却不能生火,人人冻得手脚冰凉,身体僵直。
画稿见证一段历史公案
展厅里有8幅未上色的线描画稿,这些线描稿是首次展出,让我们可以一窥壁画的制作工序:师父描线,甚至只画人物和重要部分,徒弟绘出次要部分并补色。
然而展览中的半成品远远不止这8幅,不少绚丽的画像有缺色甚至没有点睛,这其实是张大千仓促离开敦煌的结果。张大千去敦煌前原本只打算停留两三个月,但到了之后才知道这里是浩瀚的艺术海洋,因此一住就是近3年。他不仅是专业临摹敦煌绘画第一人,也是敦煌学的先驱者,著有《敦煌石室记》。他按历代开凿的顺序为莫高窟编号,至今仍被国际敦煌学界使用;正是他向来参观的于右任建议,国民政府才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然而因为有人求画不得,加之张大千与地方官员不和,社会上一度传言四起,指责张大千“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发来措辞严厉的驱逐电报,张大千不得不带着大量半成品仓促离开敦煌。
敦煌之行,张大千花费5000两黄金,不得不变卖240余幅古代书画,并拼命创作卖画,直到20多年后才还清债务。他在敦煌共临摹了336幅作品(莫高窟276幅,榆林窟60幅)但一生从未卖过一幅敦煌临摹作品。1955年,张大千家人将这批作品的大部分捐赠给四川博物馆。
半个多世纪后,海外漂泊30余年的张大千已经去世,一份档案被重新发现。那是1949年甘肃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控张”事件反复查究作出的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即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远在海外的张大千遗孀徐雯波热泪长流:“大千最终没能回大陆,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已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