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凌利中今天发表联合署名的学术论文，列举一系列新证，再次论证了苏富比拍品“墨迹本”《功甫帖》为赝品。

 

　　新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公布了现藏台湾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信息：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元汴(字 子京 1525－1590)三印，梁清标(1620－1691)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尺寸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不同，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凌利中曾被指未亲见拍品。他告诉本报记者，2013年7月9日他受邀在纽约苏富比总部办公室上手观摩研究了这件拍品，当时就发现该帖不对，问题很大。可以说，与后来看图录及高清图片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是伪作。“一般而言，现在的印刷品质量都很高，从图录上看假的必然为假，尤其是水平不高的。但从图录上看真的未必一定真迹。因此，如果从印刷品上看真，那么必然还要去上手查看原件、反复研究，再加以确定。”

 

　　新 证—

 

　　台湾图书馆藏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还原《功甫帖》鉴藏真相与原貌

 

　　有关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本幅之鉴藏印记，安氏《墨缘汇观》及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皆略有记录，比如安氏《墨缘汇观》内容虽较详，但亦非全文抄录。从目前资料看，堪称最详尽的，非翁方纲(1733－1818)莫属。

 

　　2002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内收《功甫帖》翁氏题跋全文，却未将鉴藏印记信息囊括。事实上，翁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现藏台湾图书馆)第67卷中，不仅有《跋苏轼功甫帖》，且于笺纸上栏空处，以行草小字忠实地记录了该帖中所有的鉴藏讯息，为后世获知、还原《功甫帖》递藏传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为详细的第一手原始文字与图像资料。如图1，释文如下：

 

　　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极淡，其色略似《天际乌云》后“之书”、“至法”、“书印”。露后半二字，是红文。上“”似是“囗”字内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后中间一印：红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广”，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旧印也。

 

　　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

 

　　文中提到的“红文”即朱文印；“前”、“后”分别指帖之右面、左面。将上述翁方纲所见并描绘记录的鉴藏印信息与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对照，可以发现，不同之处甚多。

 

　　最大漏洞—

 

　　苏富比《功甫帖》本幅为何不见项元汴三印？梁清标二印又去哪了？

 

　　据上述翁方纲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这段记录段尾确凿无误地证明，翁方纲在安歧旧藏《功甫帖》上看到梁清标的这两枚藏印和项元汴的三枚藏印！(如图2)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

 

　　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

 

　　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米芾《行草书盛制帖》、张孝祥《行书临存帖》、蔡襄《澄心堂帖》等。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150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诸印边缘看，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其余漏洞—

 

　　苏富比《功甫帖》与翁方纲手写描绘的四枚旧印的笔画、内容及尺寸也不尽相同

 

　　例如，翁方纲手稿记录的“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广"。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墨迹本”是没有一点的椭圆形(见右图甲乙对比)。

 

　　翁记录的“后下角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下角“義”字残印。翁氏指出，该白文印似是一枚“极大之印”，印残，只露右上角，“似"義"字。”对照“墨迹本”，该印有三个问题：1.按“墨迹本”中“義”字大小模拟组成四字印，可见其尺寸大小与本幅中“世家”印并无区别，根本不是极大之印。2.该字也不一定是“義”字。以翁方纲金石古文字学的深厚修养，如果见到苏富比“墨迹本”中明显的“義”字，是不用举棋不定猜测“似"義"字的。3.“墨迹本”中该字与“世家”二字印一样，钤盖时与原纸边缘也留有较大距离，分明刻了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不是骑缝印。

 

　　结 论

 

　　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鲍氏家藏包括《功甫帖》在内的过半法书名画或已于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尽毁)，前后递藏逾250年。

 

　　该学术论文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钟银兰、凌利中表示，当前公布的还只是部分学术证据，日后还将持续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