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魏晋是个分界线。之前，是根、是干，具有质朴的原生美，发乎天性，合乎自然；之后，是枝、是叶，一花开五叶，众美齐备，结出各自不同的果子。

　　人一觉醒，心思便多，于是书法上种瓜得瓜者有之，种豆得豆者有之，种蒺藜得刺者有之，而偏偏，质朴是很难种出来的。所以，魏晋之前的书法成了人们仰望的星空。要不，孙过庭何以在《书谱》中引前人之说，点出“古质而今妍”这个命题呢！

　　中国人好古，逝去的总是美好的，这种文化心理，同样沉淀于书法中。恋旧固然是好事，但也得分情况。以古观今，现实中的确不如过去，“渺渺兮予怀”，但追寻艺术生命的本真，了不起，有良知。为古而古，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忘却艺术的内质而追求外相，对不起，没出息。

　　似乎有一股元气，充溢于人的体能神智，沉醉于自我发现的生命意义，激发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人不成熟的时候，是愣头青，敢于对自然直追叩问。魏晋以前的艺术，就有这种不藏不掖的质朴美，真要挖出来，一触摸，就会变味。

　　如远的《诗经》和篆籀，近的有《古诗十九首》和汉隶。十多个世纪的质朴，够可以了！够伟大了！于是乎，魏晋之后，这种质朴注定不再是探索与发现，不再是坦坦荡荡，不再是黄钟大吕。失落、追忆、彷徨，那遥远的故事已经隔了几层，只剩下仿佛其形，质木无文。如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拟古诗，魏碑中一些扭曲的东西。而后的一些后人，居然在艺术上误识为质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管是神是魔，都要烧香呢！

　　如果按《书谱》中“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的逻辑观察，出现的情况是，汉之于先秦，魏晋之于汉，唐之于魏晋，宋元明清之于唐，书法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以“质”和“妍”来衡量，事实的确如此。且不说比照历代书迹，就孙过庭本人来说，和魏晋比，也是属于“妍”的。难道，书法在变质退化？审美在逐渐钝化？这是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请不要误读。孙氏也只是引出前人的评说，他有自己解决问题的逻辑方式。《书谱》是前后呼应的，他提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可不，把古和今都照顾了，而落脚点是今，这是时代意识和时代责任。

　　不过，《书谱》提出的“古质今妍”，主要是从钟繇、张芝与王羲之、王献之的比照中论说的。孙过庭从“专擅”与“兼通”方面，既肯定了钟张的“质”，也容纳了二王的“妍”，尤其，更尊崇王羲之集大成的地位。他认为：“彼（钟张）之二美，而逸少（羲之）兼之。”这既是孙过庭的标准，也是大唐的标准，同时是后世书法艺术的标准。我倾向于《书谱》是一篇序的说法，如果孙氏所撰的“六篇”我们都能看到，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即便这样，也足够了，他厚古而不薄今的历史观，至今让我们敬佩。

　　由此，观之于当下书法，如果从问题方面看，继承传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聊可说得过去；而在时代气息方面，真是“同弊”得一塌糊涂。如同质化现象，不厌其烦出现的“好色”、技术化、非书法等形式至上问题，皆在于忽视书法本体、创造力不足的缘故。

　　故而，我们可以理解，唐宋古文运动，为什么要呼唤秦汉，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要呼唤古希腊、罗马。正本清源，拯救文艺之颓靡，激活艺术之原创力，除了这种呼唤，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呼唤“古质”的重要原因。

　　“鲁公变法出新意”，其实变法得到的是古质，开创的是新意。苏东坡的这句话，确实透出他是艺术上的高人。

　　“古质”已变质，“今妍”成流弊。当代书法家，不知能不能清醒一些，再清醒一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只是时间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很普通，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