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的道德高下姑且不论，作为学者，他的眼光和识见属于一流，他的发现自然被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直在寻求敦煌文献的历史意义，没有对经书的字迹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斯坦因对中国书法没有判断的能力，或者说没有研究的兴趣。然而，藏经洞的打开，以及斯坦因、斯文·赫定、橘瑞超等人对楼兰古城简牍文书掠夺般的发现，意味着打开了中国书法家的另一双眼睛，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亲近魏晋人的墨迹。

 

　　敦煌经书和楼兰文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浩瀚的书法世界。尽管我们对写经体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偏见，写经体毕竟是书法史不能忽视的存在。南齐书法家王僧虔对擅写经体的书法家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

 

　　与敦煌经书相比，楼兰文书的书法价值更被文人看重。楼兰文书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官员的各种公文和私人手札，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难分伯仲。如西域长史李柏的《李柏文书》，它写于公元4世纪，作者李柏比王羲之的年龄还要大，所书手札是西域发现的唯一名列正史的名人手札。这通手札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于1909年2月在楼兰古城遗址发现的。此后，橘瑞超对《李柏文书》进行了考据和研究，首先厘清了手札的内容，进而考证收信人焉耆王是哪一任的焉耆王，写手札的地点“海头”现在何方。至于《李柏文书》的书法意义，橘瑞超没有涉及。

 

　　其实，《李柏文书》是魏晋时期纸本书法墨迹的代表，这些书法墨迹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对正确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类型学和年代学标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域外人无心认知，也没有能力认知。

 

　　有意思的是，20世纪初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西方探险家涌入中国，许多珍贵的书法史料多半由他们发现。居延汉简也是其中之一。1930年，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考古界为之震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说：“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库。从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范例！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当时，学术界将贝格曼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发现。随后，居延汉简的研究十分活跃。贝格曼当然是居延汉简的热心研究者，只是他在汉简中努力探索的是中国汉代的政治军事、地质地理、环境变化，唯独没有对居延汉简的书法做一点发言。在我们眼睛里，那张“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该是多么重要，贝格曼却轻轻看过。结论亦如前述，贝格曼不懂书法，或不喜欢书法。

 

　　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开阔了中国书法家的视野，他们对简书的墨迹悉心研究，拓展了隶书创作的路径，丰富了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风格。现在，中国书法家取法汉简，甚至颠覆了传统隶书的审美标准。

 

　　西方探险家对中国书法的忽视代表了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态度。古老的文字和古老的书写，他们着迷其间的是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对其审美意义无从理解，自然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