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傅雷曾对张大千的画作发表过如是看法：“大千画会售款一亿余，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竞标价五百万元(一幅)，仿佛巨额定价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且说大千创作“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画尤其如此”。 还称张大千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傅雷的批评，不是金针，但道出当时一些人对张大千作品的不同看法。

 

　　但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大师必然于艺术的长河中、在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和个人独创风格等方面有重大开拓，继往开来，卓立于前贤，彪炳于后世。

 

　　张大千生性放旷，一生漂泊。民国时的大陆，内忧外患，然而张大千此阶段的作品丝毫没能表达一点时代精神和社会关切。50岁后长期旅居海外诸国和地区，张大千依然缺乏一以贯之的融入时代的生存体验，艺术作品也欠缺对时代和人生的独特看法和感受，其作品终其一生都没能跳出师承有绪、传统功力、画技三昧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小天地。生前，他的处世精明机巧，攀附在高官、富商之间为世人所知，是其人格特质的反映，致使其作品格调不高，媚俗迎人，一定程度印证了傅雷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在传承民族文化上，他是全能型画家，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绘画、书法、篆刻、诗词亦无所不通。但全通全能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形神浑然天成的至高之境。其碑派的用笔特点，给人一种直率、刚猛的感觉，外观漂亮，细品则缺乏传统文化蕴藉、含蓄的基本涵养，也常为人所诟病。个人风格上，他所模仿的王蒙、八大、石涛以至敦煌壁画等，是传统宝库中早已有的成就。他几乎一生都是描摹古人，用前人的笔法进行创作，在个人的人格、思想并由此诞生的表现风格上，却多有欠缺。这或许是由于其成名过早的缘故。在市场对他的认可和自我对市场的认同的双重作用下，张大千在风格突破上并没有多少建树。

 

　　敦煌壁画的精细临摹成就了他，实际上也限制了他。书画笔墨讲究“因材而变、因势而生”。然而，张大千临摹过程所形成的瘦硬线条延续其一生，应用到了他的各类题材的作品中，难免有“程式化”的嫌疑。甚至有人讥其有“行画”之弊。尽管晚年受日本和西方的影响，尝试用泼墨泼彩的形式，力求突破，但并没有闯出新路，依然没有跳出他自己营造的有形藩篱，达到中西融合的无像境界。有学者认为，尽管张大千反复宣称自己这是源自唐人王洽的泼墨，但却未能让众人信服。泼墨泼彩法的运用，有效掩蔽了张大千晚年精力、笔力衰退的颓势。对比黄宾虹的晚年，患眼疾之期，也是黄老作品达到化境之机。黄老衰年作品老笔纷披，元气淋漓，一派无我气象，与张大千的无奈选择，形成了笔墨功夫差距的鲜明对比。

 

　　就金石气而言，他不如吴昌硕；就文人画所蕴涵的典雅、蕴藉而论，他不如溥儒；就笔墨时代感而论，他不如徐悲鸿、齐白石；就中西融合而言，他不如林风眠。然而，他的价格却令以上诸位中的大多数望尘莫及，反映了当下艺术市场的收藏审美浅薄的现状。细究其因，不外如下：其一，以为艺术知名度等同于艺术成就，名头大的自然更加值钱，跟风购买，乐此不疲；其二，市场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还停留在表面程度，以为好看的就是好的艺术作品，对中国艺术发展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正确的分析判断。其三，缺乏对艺术水准较高而名气相对较小的艺术家予以认可的勇气。

 

　　艺术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定程度来说，艺术也不具可比性。但艺术是有标准的，一个艺术家无论全能还是专精，都应该纵身于大化，遨游于天地，以小我成就大我，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语言的艺术作品来，才堪称大艺术家。从这个意义来说，张大千称不上大艺术家，只能算一个大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