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60年，将“康乾盛世”局面推向顶峰。尽管乾隆爷每日劳心国事，可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位艺术“发烧友”。他兴趣广泛，既收罗天下历代传世珍品，自己又酷爱书法、绘画。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名谱上，几乎很难有谁抢得了他的风头。

 

　　去年年底，当年乾隆游完北海公园白塔山后写下的“冬游作文”——手卷行书《白塔山记》(四卷)，在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古画夜场拍卖中，以1.01亿元落槌，成为2014年内地拍卖市场上唯一过亿元的拍品，也刷新乾隆个人作品拍卖纪录。究竟乾隆的书画艺术是否名副其实？怎样评价其收藏艺术品位？对此，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雅昌文化集团策划出版中心总监张鹏。

 

　　乾隆书法的庙堂之气

 

　　乾隆三十八年(1773)长至月，乾隆到北海公园白塔山游玩，兴致大发，于是挥笔作文，记录了登上白塔山后所观四个方面的景色。据了解，这件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亲笔御书《白塔山记》，总共五卷，包括《白塔山总记》，以及《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记》、《塔山北面记》。此作原存于永安寺，后散失与各地。故这次除了《塔山东面记》，其他四卷重新聚首出现于拍场也是相当不易。

 

　　也许很多人还对去年12月2日那晚的情景念念难忘，《白塔山记》最终以1.01亿元人民币落槌，加佣金成交价为1.1615亿元，创造了2014年全球年度中国书画拍卖价格最高纪录。这篇只有1700多字的“北海公园游记”卖了上亿元，有人开玩笑说，这恐怕是“全世界最贵的游记作文”。

 

　　有惊叹、有怀疑，有称不值，也有乐观者，如此种种，也许都算是对乾隆书画艺术的一种关注。但在张鹏看来，乾隆的《白塔山记》以此价格成交“应该说是名副其实，虽然是上亿元的价格，但也应该算是捡漏了。当然这个漏可不是一般人能捡到的”。

 

　　张鹏认为，《白塔山记》之所以名副其实，原因有三：首先，乾隆御笔虽说不少，但是这件作品的内容是刻上石碑的，石碑现存北京北海公园的“引胜亭”和“涤霭亭”，是命花甲之年的大臣于敏中代笔所书，所以这件作品可以看成是其碑文内容的“粉本”。据了解，目前能检索到乾隆手迹上碑作品的只有两件，一件是《哀明陵三十韵诗》，系一卷缀以康南海的题跋而已，而这次成交的《白塔山记》是另外一件中的四卷，其价值可见一斑。其次，《白塔山记》在《石渠宝笈续编》、《钦定日下旧闻考》、《皇朝通志》和《御制文集》中均有著录，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文献性皆不言而喻。“就目前来看，凡《石渠宝笈》中著录过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中出现，不仅为藏家追捧而且成交价格都很任性。”再次，这件足可称为大部头的作品系同一母题下的成套作品且是同时完成的。张鹏说，“虽说缺《塔山东面记》有遗珠之憾，但四个手卷聚在一起已是皆大欢喜。据了解，其中两卷分别得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拍卖场，另外两卷苦心觅于东瀛和欧洲。若藏家他日结得善缘寻到《东面记》，其价值定会陡增。”

 

　　张鹏认为，乾隆的书画艺术具有典型的庙堂之气，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别的不谈，仅他过眼的古代书画巨迹就不计其数，公务之余摩挲赏玩各家精品，以及身边还有一群专门侍候他的艺术大腕，这种艺术资源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在这场拍卖会上，乾隆的另一件作品《临〈三希帖〉》以380万元起拍，800万元落槌。

 

　　张鹏认为，乾隆书画作品的价值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其文物价值很高，毕竟是一代盛世开明的帝王笔墨，作品传递的信息很多，也很有文献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谈其艺术价值就要研究他的艺术水平。严格来看，乾隆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但具有艺术家的素养和天分。其笔墨功夫颇深，仅从书法作品来看，他对钟繇、王羲之、董其昌、赵孟頫等历代书家名作均做系统临摹和学习，形成了自己特色的“乾隆体”——珠圆玉润、质朴厚重。“但较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家，乾隆书法个性还不够鲜明，作品千字一面，‘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其作品还不足以成为垂范后世的法书和临习范本。”张鹏说。

 

　　热衷于传播精品艺术

 

　　尽管乾隆一生对艺术做过很多贡献，但对其艺术品位，外界向来也颇有微词。据了解，乾隆曾命令大臣编纂《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其中《三编》是在《二编》的基础上继续编辑、整理，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完成。《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对于后世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具有重要价值。又如乾隆十二年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刻成《三希堂法帖》，收集自魏晋至明末134位书法家的300余件书法作品。

 

　　“这在没有图书出版的年代，拓本的流传对于学习和研究书法是有很大帮助的。”张鹏说，这些工作都缘于乾隆对书画艺术的喜爱和对传播精品艺术的热衷，但正是由于这种热衷，他也颇受非议。“乾隆有一特大爱好就是喜欢在古代名家名作上题写跋文，有些作品一跋再跋甚至多跋，同时还把他那1800多枚图章投在了那些作品仅有的空白处。我们知道，书画艺术最讲空间上的虚实变化，追求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作品意境，可乾隆爷却把‘跑马地’题满了长跋钤满了图章，这不能不说是对作品艺术性的‘破坏’，没有办法，谁让他有任性的这个权利呢！”

 

　　对于有人评价乾隆审美趣味庸俗，张鹏则认为“至少是有偏见的”。他讲道，乾隆收藏并列为“三希”的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就是至精至宝。而乾隆一生作诗40000余首，御制鉴赏名画题诗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题项圣谟摹韩滉五牛图再疉前韵》。此外，被他征召入宫的韩滉《五牛图》卷，也是巨迹。

 

　　“但乾隆确实也有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比如他对黄公望真迹《富春山居图》的鉴定就是一个乌龙，实则也是一个万幸的际遇，‘不太识货’的乾隆把一幅明末临摹的《子明卷》定为真品，真品自然受到冤枉，仅被视作有价值的赝品留在宫中。《子明卷》被他题了50多处跋文，留白处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逼仄得让人呼吸紧张。黄公望的真迹则‘乐得清静’，再次躲过一劫，岂不更是一桩美事！”张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