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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国画必须会赏董其昌 时间:2014-08-18 09:50: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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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唐宋诸家书(怀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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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江草堂图》是董其昌晚年的作品,也是他的传世佳作。
 
  8月1日至10月31日,“天机妙化——院藏董其昌书画作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这是一位在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书画家,他的画论与书风,不仅在明末到清初影响巨大,甚至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书画界。
 
  董其昌是一位明代书画家,擅画山水,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气韵深厚;书法清淡闲适,自成一家,开创了松江画派,名重当时,并成为明末清初书画界主流风格。
 
  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陈志云介绍,艺博院历年来共收藏董其昌书画作品超过70多件,藏量在广东地区数一数二,这次是艺博院成立以来首次进行董其昌书画专展,过半数藏品将与观众见面。这些藏品以手卷与册页为主,其中许多来自社会捐赠,如容庚先生,便曾向艺博院捐赠过多件董其昌书画真迹。
 
  学古而不泥古,书法影响当代
 
  明末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禅宗盛行、提倡个性解放的泰州学派影响广泛,文学上有公安派提倡性灵说、李贽提倡童心说……在那样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背景下,董其昌的创作也同样体现了类似的精神实质。
 
  董其昌的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非泥古不化,相反,他很强调个性的解放。广州艺术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翁泽文副研究馆员告诉我们,董其昌很年轻时就想摆脱当时流行的吴门书风的影响,最初从学习唐人书法入手,临摹研习颜真卿、怀素等人的书风,后来又上溯二王。
 
  在董其昌的一生中,临摹过大量前人作品,在这次展览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觉得他是摹古一派的,其实他是学古而不泥古,讲求神似而非形似。他的临摹,其实正是一种再创作,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此次展览的标题“天机妙化”,正来自人们对董其昌山水画的评价——天机溢发。
 
  在当代,董其昌书法也依然影响深远。上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书法思潮出现在当代书坛之上,一批中青年书法家主动向传统回归,重新认识中国书画史上优秀的书法家,从他们身上汲取特点,这其中董其昌书法也是“新古典主义”书风重要源泉之一。到今天,新古典主义仍然是书坛上比较强劲的一种流派。
 
  如何欣赏董其昌的书法
 
  董其昌的追随者甚多,甚至连傅山、朱耷这样个性强烈的书画家,早年也曾学过董其昌的书法。进入清代,康熙皇帝更是董其昌书法的“重度粉丝”,以至于董书成了当时的“流行书风”,长盛不衰。这肯定不光是因为董其昌显赫的政治地位,而是因为他独到的艺术风格。
 
  “概括来说,董其昌的书法特点是用笔轻淡、结体内敛、章法虚空。”翁泽文告诉我们,董其昌用笔非常轻淡,几乎是用笔锋来书写,不重按,用墨也比较淡,这体现了董其昌对“平淡天真”的美学追求。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件董其昌临唐宋诸家书的手卷,其中临怀素的部分特别明显。翁泽文说:“怀素的书法特点,线条虽然也很细,但是很有力度,可是董其昌的临本就不是这样,他不追求力量,用笔变化与怀素还是有区别的。”
 
  结体方面,董其昌受米芾与苏轼的影响比较大。翁泽文说:“苏轼的字型在最后是往里收的,不是常规上小下大那样讲究稳定和力量感,而是讲究一种趣味和韵味。这对董其昌书法的结构影响很大。”
 
  章法方面,董其昌书法也很有特点。翁泽文介绍说:“我们以前也展示过不少明末清初的书法作品,基本的章法特点是行距宽疏,但是字距比较密。董其昌的作品就不同了,他行距也宽,字距也宽,有人说,从量化的角度,把他整张作品点划的面积总和加起来跟空白面积相比,悬殊是非常大的。这在前人作品中也比较少见,如此虚空,表现出的正是一种空灵的艺术趣味。”
 
  董其昌画论对后世的影响比其艺术实践还要大
 
  应该说,董其昌的画论对后世的影响,比他的艺术实践还要更大。“南北宗论”就是他提出来的。
 
  禅宗分南北,北宗尚渐修,南宗倡顿悟,董其昌把这种分野套用在绘画史上,把绘画史上的作品也分成南北二宗,一般来说,院体画那样注重功夫的,被他归入“渐修”派,而带有书卷气的、天然趣味的文人画,就归入“顿悟”,归入南宗。
 
  他用这套自出机杼的画论总结山水画史,对唐、五代、宋、元诸家均有评述,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进而标榜士气,提高文人画的地位,但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
 
  “南北宗论”一出,向下影响到绘画主流的发展,向上影响到对画史的把握,在当时反映了一般士人的审美意识,尔后又左右了一般士人的审美心理,直到今日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清代许多人赞同并从各个角度补充了这一观点,到了近现代,艺术理论家们又从哲学观念、社会政治条件、时代文化思潮等角度探寻着“南北宗论”的内在依据。
 
  董其昌自己本人是偏向南宗的。无论在绘画还是书法上,从他所学习的对象和他自己的作品来看,这一点都很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董其昌就不讲“渐修”。翁泽文介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就出自董其昌。他对前人的临摹揣习,本身就是“渐修”的过程。
 
  “南北宗论”的两分对立,也使许多人持批评和否定的意见。陈志云说,明末画坛受南宋院画影响比较大,“北宗”风格比较明显,所以董其昌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当时画风的叛逆。但我们看清末画家溥儒的作品,是用院画的北宗绘画技巧来画出高雅的文人气息来,又是对董其昌的一种反叛。“所以我们看一个艺术家、一件作品的情趣高雅与否,和所使用的技法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键是艺术家的个人修养与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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