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虾图。(资料图)

 

　　近日从老朋友处因获齐白石早年《白石草虫》袖珍册页而感，细观之下，不论草蜢、蜻蜓、飞蛾……无不大小与实物肖似，连足上的细毛、羽上的纹脉、身上的粉茸，无不纤毫毕露。难怪在北京展出时，画幅旁专门放置放大镜让观众仔细鉴赏：几可乱真，太似了！我的脑海中当即蹦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此乃白石论画名句，此论一直为画界所叹服。由此为准则评画，这些细微精巧的草虫，列为媚俗无疑。

 

　　话又得从头再议画中之“似”了。新石噐时代岩画彩陶，人头鱼体，人面太阳纹等以简略的形象而成稚拙画面，但都能捕捉到对象的形态特征，凝结着先民炽热的思想情感，是对吉祥幸福的无限向往。又从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人物御龙帛画》可见，人物形象准确，神釆生动；在造型及用笔技巧上，已从稚拙进入真正成熟的绘画时代。

 

　　东晋时期顾恺之画裴楷像加颊上三毛，传为画坛佳话。顾恺之不满足于外表肖似而要求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传神。《淮南子》已注意到“画者谨毛而失貌”。“形”要服从整体，要从浑然一体入手，已显示出宏远的艺术视野。汉画像、帛画正体现这种雄浑气魄。纵观中国画史，从人物画演变到山水画，从写实走向写意，“观物取象”使所观之物从外界走向内心，又能从内心情感来反映外界。

 

　　画家数十年的笔墨揣摩，长期修炼苦学，从似到不似，又向往不似之似，实质是螺旋式向上的质的飞跃。美术史上不同时期的艺术，也有不同的典范，而不同画种的审美要求又不尽相同：人物画重神态，花鸟画重神情，山水画重神韵。可以说，这已成为对艺术审美的共识。

 

　　花鸟画在唐代已形成独立画科。五代西蜀宫廷画师黄筌的花鸟画，以华美逼真称雄于世，其轻笔细描，着色不见墨迹的画法，令鸟之羽翎、草虫之翅翼、天牛之须足得到极致绝妙的表现，显示出他写生之精深功力。

 

　　把对象画似是功力的表现，而把形似画到极致，从古到今，从中到西都被大众吹捧！记得唐代的蜀僧梦林，曾画过枯木巨石形影逼真；后来戴嵩、刘松年也画过村童牧牛肖似至极，但这些画风都未能发扬光大。一般说来，画家都能“似”，这只是“巧”。如能洗练超脱者则高雅，否则只入流俗者则低俗。形似与神似，巧与拙，是审美性质上的分水岭。

 

　　谢赫品评画家优劣的“六法”，其中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使作品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气韵生动”列为首要准则。宗炳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以画山水知名的画家，他提出的“澄怀味象”及“神”说，就干脆不谈似了。此论影响至今。

 

　　山水画多强调写意，要求从客观现象到艺术意象，让自然物理服从画理，通过景物的神似以表达艺术境界。

 

　　山水画很少说似，而说是。正如收藏界不说物件真，而说对。因是识见眼界使然，眼前之物与心中的经验认可，感觉对路。而画说“是”，是追求“萧然淡泊”“古淡天真”的境界；是“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画面；是形象生动，气韵飘然的笔墨精神；是无法而有法，不为世俗所怵之清新自然。

 

　　远追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近到黄宾虹的“画贵神似”，说的不是似，而是事物之神。“画贵神似，不取貌似。非不求貌肖也，惟貌似尚易，神似尤难。东坡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黄宾虹说的正是中国画“形神兼备”的精神内质。

 

　　白石老人也自认：“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此中所说大变，应是改变“过于形似”。他55岁后定居北京时，幸得陈师曾知遇，劝其走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之路。他用写意笔墨向文人画靠拢，从笔墨中求不似之似，令其画风完成了从大俗到大雅的伟大转折。此后，见白石先生的虾蟹鱼蛙、鹰兔牛鼠都是形神兼备，独树齐家旗帜！他的诗、书、画、印样样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