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中国总裁蔡金青
北京匡时拍卖副总裁谢晓东
中国嘉德董事总裁兼CEO 胡妍妍
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
当全球两大“拍卖大鳄”苏富比和佳士得,先后抢滩充满魅力的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证明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当中国内地的拍卖行如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先后进军香港,预示着内地拍卖行已有足够的实力与国际拍卖龙头在国际市场一竞高下;当刘益谦先后以800万美元从纽约苏富比拍下《功甫帖》、以2.8亿港元从香港苏富成交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无疑将中国收藏家的世界地位一次次推入新的高点。中国艺术品市场,内地拍卖行和收藏爱好者该如何站位,如何为中国收藏拍卖市场的现状与未来“把脉”,已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近日,由未名雅叙收藏家同学会主办的“未名论道”2014中国艺术品收藏巅峰论坛——对话收藏大家与拍卖大鳄活动在京举行。
中国艺术品和藏家都是“香饽饽”
蔡金青:“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中国艺术品在全球价值的提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在西方顶级艺术的提升空间。从某一种程度讲,确实是因为中国艺术市场的扩大和中国藏家群体的扩大,对中国的艺术作品在全球的认知度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佳士得2013年在全球共创造了71亿美元的交易额,其中在亚洲有近10亿美元,10亿中以香港春秋两季拍卖为主,而其中有60%至70%的客户来自内地。而在蔡金青看来,随着中国艺术市场扩大,中国艺术品在全球的认知度也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2004年,佳士得纽约拍出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成为世界上第一次突破1亿美元的艺术品。2005年,佳士得伦敦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品的纪录,元青花《鬼谷下山》创造2700万美元的成绩,只相当于全球最贵艺术品的25%。而2010年最贵的一件艺术品是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创造1.16亿的纪录,同样一年在伦敦,一个清乾隆瓷瓶创造8300万美元的纪录。“显而易见,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中国艺术品在全球价值的提升已经远远超出了在西方顶级艺术的提升空间。从某一种程度讲,确实是因为中国艺术市场的扩大和中国藏家群体的扩大,对中国的艺术作品在全球的认知度有了非常大的影响。”蔡金青还提到,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市场的价值版图上也是“异军突起”,“2008年全球艺术家交易成绩第一的就是毕加索,第二个艺术家是弗朗西斯培根,第三个是安妮沃霍尔,没有中国艺术家。时隔五年,2013年的数据中,第一是安迪沃霍尔,第二是毕加索,第三是张大千,第五是齐白石,而赵无极、黄胄、徐悲鸿等也在榜单中出现。”
在蔡金青看来,成了“香饽饽”的不仅是中国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品,连中国藏家也成了全球拍卖市场“争抢”的对象。
拍卖公司应引领市场做价值发现
胡妍妍:“当我们拿到怀素的《食鱼帖》、高宗的《养生论》、隋人书《出师颂》后,虽然当时市场对高古的作品并不重视,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挖掘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本土最早的拍卖公司之一,从2003年开始,嘉德逐步找寻出自己的定位。胡妍妍称,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应该有自己的规律、方向和品位。“因为我们有非常悠久的收藏传统,另外,拍卖行在整个艺术品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觉得应该是拍卖行引领市场做价值的发现。于是,当我们拿到怀素的《食鱼帖》、高宗的《养生论》、隋人书《出师颂》后,虽然当时市场对高古的作品并不重视,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挖掘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遗憾的是,估价1000万的《食鱼帖》遗憾流拍。半年后,一位藏家希望收藏,我们经过洽谈把这件作品做了会下的交易。”
而隋人书《出师颂》在2003年拍卖之前也被“看假”,后来经过徐邦达、启功等权威大师的鉴定,最终故宫博物院以底价收藏。巧合的是,早在2000年,嘉德还曾拍卖过一件张达善《出师颂》题跋,当时这件作品也未受到市场的重视,以低价被个人收藏。而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两件作品,就这样分别由国家和个人分别收藏。最终,在去年嘉德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德以市场价买断了张达善《出师颂》题跋50%的所有权,和藏家一起将这件作品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在胡妍妍看来,在拍卖过程中,应该使文物的保护落到实处。
收藏不应过分强调经济价值
谢晓东:“从我们的经验来说,每次遇到好的作品,我们都会挖掘一幅作品背后藏了多少因素、多少内容,否则谈不上文化。”
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正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而“天价”、“高投资回报率”等字眼也频见报端。在谢晓东看来,这些情况虽属实,但是艺术品收藏的目的不应从经济利益出发。“喜欢欣赏中国传统书画,大家都在强调一幅作品的笔墨好、章法好、布局好,所以收藏应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从我们的经验来说,每次遇到好的作品,我们都会挖掘一幅作品背后藏了多少因素、多少内容,否则谈不上文化。”
近两年,张晓刚、曾梵志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屡屡在拍场创新高,而未来这些艺术家会否成为今天的赵无极呢?谢晓东表示,“现在大家常说当年收藏齐白石的人有眼光,收藏张晓刚的人有眼光,但是他们当年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是艺术价值让其具有经济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把收藏当做金融工具、投资工具。只有了解文化、历史,才能在未来,让文化层面、精神层面都有更好的收获。”
在谢晓东看来,艺术收藏过分强调高投资回报风险很大。“这样会扭转收藏的初衷,本来很开心的事情,搞得好像看股票一样,整天都在看涨看跌,精神紧张。”谢晓东举例说,曾经有个上海藏家,金融危机之前在全球花了10亿美元买高端珠宝,当时古代书画价位很低,但是他也全部买进。在提及原因时,这位藏家表示,收藏的初衷一定是出于喜爱,而且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这些稀缺性、不可再生的资源会很稳定,不会贬值,还能带来更高的回报。“就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投资艺术品的藏家,永远是中长期的赢家。因此做收藏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在资产配置的角度上去思考。至于我的判断是,只要坚持收藏精品,艺术资产一定会带来很好的回报。”
未来文化资源配置成难题
刘尚勇:“借助学校、博物馆专家、社会学者等,对市场存量的文化艺术品进行重新解释、重新挖掘、重新梳理,重新整合这些资源。”
拍品永远是拍卖市场的前提,在刘尚勇看来,在中国拍卖市场刚起步的十年间,拍卖市场消费的都是“抄家退赔”的艺术品,而这些物品一部分存留于民间,另一部分则是从仅存的100多家文物店淘出来的好东西。“抄家退赔的东西本身就量少,十年间全部消耗掉了,于是在1997年市场开始出现萎缩。2003年到2008年,市场开始出现井喷的行情,这一轮的文化资源主要来源于海外回流,现在拍卖公司消费的仍然是海外回流的作品,但是目前这一轮的行情还在持续往下走。”刘尚勇认为,未来十年海外回流的艺术作品征集已经越发有难度,尤其是重量级的拍品。
在刘尚勇看来,解决文化资源稀缺的问题,就要调动资源重复进入市场,这也是未来拍卖公司的“重中之重”。“首先需要成立专门的学术小组,当然这要借助学校、博物馆专家、社会学者等,对市场存量的文化艺术品进行重新解释、重新挖掘、重新梳理,重新整合。而且文物的资源、价格可以无限地增长,早先齐白石的一张画只能卖十块钱、二十块钱,渐渐能卖到几千块钱,现在能卖到一两千万。只要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价格可以水涨船高,因为能不能涨上去取决于文化的解释力够不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未来拍卖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