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在这桃花流水间留下，筑一间小斋，摆上古鼎与青瓷，磨一方端砚，挥毫写下“困学”二字，他日就刻作匾额悬楣以自勉吧。

 

　　无案牍之劳形，往来有鸿儒，可以调素琴、阅丹青，自是相当惬意。远在京城的好友赵孟頫鸿雁传诗，“脱身轩冕场，筑室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

 

　　七百年后的1989年，也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春日，留下街道杭州苗圃里的工人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座元代墓葬。墓室随葬器物仅十四件，只是一方端砚，一把铜镜，若干青瓷、玉器，以及两枚铜印等，其中，两枚印章上各阴刻篆书“鲜于枢伯几父”和“白几印章”，清晰可见。

 

　　如今，这些陪伴鲜于枢的器物一起被摆在杭州博物馆(位于吴山脚下)中，得以让我们窥探元代文人的精致品味。

 

　　郁闷的“虎林隐吏”

 

　　鲜于枢在元朝时便是与赵孟頫齐名的书法家了，然而不知何故，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却被《元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到清末柯劭忞编《新元史》时，才补上《鲜于枢传》，也仅仅200来字。也许在只为帝王将相著书立传的年代，一辈子当小官的鲜于枢难入史家法眼吧。

 

　　英才逸气的鲜于枢，其实年纪轻轻就被台省慧眼赏识了，招做幕僚。他对仕途也充满期待，有两次被推荐做监察御史(从五品或五品)，“其命可立待”，但却一直没有实现，只做了从七品的宣慰司都事。

 

　　后来辗转扬州、杭州和金华等地，依然是掾吏之类的七品小官。也许是因为他有着北方人太鲜明的慷慨豪气，又兼具洒脱自由的书法之气，与阿谀逢迎的官场太不合拍了吧。正如同时期诗人柳贯所评价的“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

 

　　在杭州做三司吏掾时，意气雄豪，经常与长官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缓去”。这种与长官公开争吵，一语不和就要甩手不干的表现，自然不讨欢喜。

 

　　面对怀才不遇的郁闷，鲜于枢只能以“虎林(即武林)隐吏”自勉。当他任职期满，很自然地就不再被续聘了。仕途不畅的鲜于枢几经反思，感慨万千：“吾自弗克自力于学，今且仕，怀空抱虚，吾心恋焉。”

 

　　那就寄情山水吧，在钱塘之西筑一间“困学斋”，钱塘美景定不会辜负我的钦慕。“吾爱吾庐好，临池构小亭。无人致青李，有客觅黄庭。树古虫书叶，莎平鸟篆汀。吾衰岂名世，诅肯苦劳形。”

 

　　钱塘自古繁华，又是南宋故都，故宋遗老文人留连忘返，常来与他焚香坐谈，那些北方的文士对这东南都会也向往已久，常来常往，困学斋里有的不只是西溪美景，更有赵孟頫、周密、仇远、高克恭、邓文原等文人雅士，这才是他更恣意骋怀的天地。

 

　　困学斋里古物环列

 

　　至元三十年(1293)三月二十八日，写《武林旧事》的周密前来拜访，专程观赏困学斋所藏古物，期待大饱眼福。

 

　　困学斋院内，一株歪脖子的怪松正站立着迎来送往。这是从附近废园子里挖来的，鲜于枢一看见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就挖过来移植到屋旁，站在室内看着窗外的这棵松树，顿时有形影相吊般的相惜之感，鲜于枢便唤它作“支离叟”。

 

　　鲜于枢拖鞋拂席，焚好香炉，将周密迎进入困学斋内。只见书画琴瑟摆满房间，更有古鼎彝环列左右。一面唐朝铜镜反射着唐宋百年间的古意风情，那一对龙泉窑贯耳瓶青翠中透着玉石般的温润，不知摆在房间的何处？那墓中的砚台想必就摆在书桌的右角，不知磨透了多少块墨。玛瑙制的笔端饰，可装过多少支写秃的笔？

 

　　桌上应该还摆着那块刻着卷云纹的白玉剑格(亦称护手，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吧，这块玉上的花纹在唐朝时就刻着了，另一块蟠螭纹的玉剑璏(饰宝剑上的玉饰之一，穿系于腰带上，即可将剑固定于腰间)。则来自更早的东晋时期。随着宋朝金石之学的兴起与发展，好古成为文人中的潮流，鲜于枢便是其中的翘楚。

 

　　鲜于枢的收藏果然让周密不虚此行，周密回家后还难掩兴奋，就在他的《志雅堂杂钞》记了下来：他看到了玉炉、张旭的《秋深帖》、唐摹《兰亭集序》等。

 

　　鲜于枢拿着自己的收藏告诉周密，萧子云(南朝梁文学家，擅长草隶书法)的《出师颂》真迹绝佳，想要用别的古物交换，可惜交易被王子庆破坏了。周密也一五一十地记载下来。

 

　　对鲜于枢的文物鉴识能力，周密深信不疑，时人也多有称道。鲜于枢好古而不贪物，友人李顺父有周伯的吉盘，上面铭刻着一百三十字。他的家人不识货，拆盘足后用来做饼盘，鲜于枢一看这可是古物，依然归还给他们。

 

　　倡导书画复古追晋唐

 

　　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二十日，大风振屋，积雪压头。鲜于枢兴致来了，就盎然地冒雪拜访好友白珽，喊上附近的一群好友，在雪色中吟诗对饮，狂谈雅谑，他逸致豪情毫不逊于晋王徽之的“雪夜访戴”。

 

　　也许正是在多年把玩那两块玉剑饰之后，晋唐之风渗透进他的情绪，也悄悄地滋润到了鲜于枢的笔尖，观摩他存世的书法，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晋唐书风。正如王世贞所说的那样：“行笔精圆秀润，芒角不露，隐然唐人家法。”

 

　　北宋在“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被后世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的倡导下，书法的文人写意气质十分强烈，但宋室南渡后，这样的特点却没有继续发展，反而走上另外的道路，追求“尚意”却忽视了古法，导致模拟当时随性恣意和彪悍的书风。

 

　　到了元朝初年，鲜于枢与赵孟頫的出现，承前继后，直接带动了一个朝代的书法“复古”的时代。”赵孟顺、鲜于枢与邓文原等人开始引领潮流，提倡以古为师，追随晋唐之风，重新回归二王。

 

　　在与赵孟頫力求复古的同时，两人渐渐地悟出了更多。大德四年(1300)上巳(三月初三)后三日，镇江的雅室内，金朝画家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被小心翼翼地铺在桌上，鲜于枢已经观赏过很多次了，一边在端砚上磨着墨，一边和赵孟頫商谈。随后题跋写道：画同一关捩画中有书，书中有画。

 

　　赵孟頫也在同一时期的《秀石疏林图卷》题诗中，明确提出了“书画同源”观点，即绘画与书法在笔墨上有相通之处，文人画与复古书法合流，走进了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