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了一次关于“海派”“京派”“岭南派”特征及相互关系研究的学术会。在研究这些“派”别，尤其是相互关系的时候，发现称“画派”时真得小心。会议的本意本是研究上海、北京、广州三地20世纪的中国画状况。但以画派相称时却找来不少的麻烦。

　　“海派”几乎约定俗成了。指清末民初上海以吴昌硕、任伯年为代表乃至民国初期的一批画家。尽管这些画家几乎全不是上海人。但因为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及太平天国战乱富人避祸集聚上海，也引来画家们的“海漂”，亦如富庶的扬州当年也聚起扬州画家群一样。当时十里洋场商业发达及由此形成的海上文化，也形成上海画家群的互相影响，形成如笔墨中金石趣味的追求，风格中的市俗化影响，整体的商业化倾向等。当然，“海派”一般专指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画家群，要延后至20世纪后半叶乃至今天也不好说。

　　但“京派”就不太好办。本来美术史上一直没“京派”这种说法。但近些年来，有美术史家们开始在提“京派”，有人也开始研究“京派”。但问题也就来了。“京派”的范围在哪里？即哪些人是“京派”中人？如果有“京派”，显然应该是指民国年间北京画坛的核心画家群。这也好说。北京民国初年就有金城创始的中国画研究会，金城去世后又有湖社。人多活动也多。但中国画研究会之发起人金城就不是北京人，他是赵孟頫的老乡浙江吴兴人。京派中的核心人物如陈师曾不仅并非北京人，其本人又是海派领袖吴昌硕的弟子。京派另一领袖人物陈半丁是浙江绍兴人，更是吴昌硕的入室弟子，且是住在吴家学画的缶老的得意门生。京派另一核心人物王梦白也是在上海向吴昌硕学画的。其他如蒋兆和是四川沪州人，著名画家姚茫父是贵州人，中国画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萧谦中是安徽怀宁人，第一任北京艺专校长郑锦是广东人，第二任北京艺专校长林风眠、后任校长徐悲鸿都非北京人。同时，京派还离不开天津。当年天津有湖社天津分会，有陈少梅、刘子久等一批人，故有人干脆称“京津画派”……况且这还只是从画家出身地域角度。从画学渊源上看，所有这些画家的绘画传统渊源几乎都在江浙古代传统及海派上，许多人直接受吴昌硕影响。被视为京派第一人的齐白石，不仅人是湖南人，因躲土匪被迫北漂，其走向成功的“衰年变法”，也是在陈师曾引导下学吴昌硕而成功的。这还算在传统范围内。另如徐悲鸿、蒋兆和、刘奎龄、李绂鳞、张兆祥等又是中西融合倾向，拉到传统一派说不过去。且不说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还因在当北平艺专校长期间“消灭国画”而惹起陈半丁、徐燕孙、秦仲文、溥雪斋、寿石工及京派诸家们的集体讨伐，要拉进派里岂非笑话！但研究北京的中国画，不提徐悲鸿又肯定不行。要再延长至20世纪后半叶，“京派”就更说不清了！以前没人说“京派”，京津画坛过去现在的中国画家都研究，最多分类研究即可。现在说“京派”，真是派内派外都说不清。本次学术会上谈京派的学者，对上述画家大多也混着说，颇有些无可奈何的意味。

　　再说岭南派。岭南派指广东地区以“二高一陈”即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首的留学日本主张折衷中西的画家及其学生弟子群，如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赵少昂等。这些人因为留学日本学习日本画，加之有明确的“折衷中西”的主张和明确的师承关系，故被外省的人叫作岭南派。高剑父因其有地域性的限制反倒反感这种称谓，他和他的学生们几乎从没用此自称。尽管被称为“岭南派”之派中人20世纪60年代之前从未承认过，但“岭南派”被画坛公认反倒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当我们想用“岭南派”来代表民国年间及此后的广东美术时又绝对错误。因为早在1923年，广州就有个国画家的组织叫癸亥合作社，后来又改组成国画研究会，广东地区各地包括香港都有分会，会员多达五六百人，可谓人多势众。主要人物潘达微、温幼菊、赵浩公、潘至中、黄般若、黄君璧、姚粟若等。这个组织每年都办展，出刊物、画集，建国画图书馆，举办月课评选，举办学术讲座，发扬国粹，而其成立于1923年，国人从迷信西方科学文化转向传统文化回归之时，也是时代之产物。这个组织在全国的影响虽不及岭南派，但在广东地区影响决不亚于岭南派。关键是，国画研究会与岭南派势不两立，论战20余年。故研究岭南之美术不提国画研究会肯定不对，光以岭南派欲代表岭南显然也不行。

　　画派是相对封闭的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信息已多、人员自由流动十分普遍时，画派已经难以划定，且一派还难以代表一地之画坛。今天的人热衷立派。但今天已是一个信息极为发达，人员流动更为自由，交通更为方便，画家个性更加强化的时代，画派的出现更不可能。今天，要研究一地的绘画，用“画坛”其实比用“画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