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暑期,我考入国立北平艺专
(校址在西单西京畿道,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所在地),先入艺术师范科。一年后,该科撤销,同学分头转系,我转入国画系。我们这系,顶多不过20人,教授多是大师级或著名画家,如教花鸟的有齐白石、王雪涛、邵逸轩、杨洛川等;教山水的有溥心畬、黄宾虹、吴镜汀、汪采白等;教人物的有陈缘督、吴光宇等。先生教课认真,学校管得亦严,每课教务处都有人去巡看点名(暗地)。学生出入学校,须把校门口挂的名牌翻一下(到校翻黑字的,出校翻红字的),使校方一目了然。谁也不敢疏懒或无故缺课。
我系的老师,好像齐白石先生的年龄最长,那时已70岁左右。鹤发红颜,长须飘拂胸前,夏天穿一袭白长衫,白裤,布底皂鞋,手持龙头拐杖,移步较缓而稳,很有风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大画家。
白石先生每周给我班上两次课,每课连着两小时。先生来校时,总是雇两辆洋车(黄包车),自己的一辆在前,后一辆坐着夫人胡宝珠。车到校门口刚停。门丁(穿黑制服,扎皮带,打绑腿,戴大沿帽,跟警察差不多)立即过来,把老先生搀着送进校门,然后夫人再扶持着步入教室。
看样子学校是有意识地尊敬老先生,只要有齐先生的课,堂侠(管教室的勤务员)总是在讲台的下边一侧临时放上一把太师椅,齐先生就坐在那里休息,夫人陪坐着。冬天天冷,就在那里围炉取暖,有时还吃烤白薯。那时的校风好,老师的艺德亦好,往往是上课的钟声未落,齐先生就坐在教室里了,从不迟到早退。若有事不能前来上课,也要派人送来画稿,不让学生荒废学业。
齐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简单,每次带来一张自己的得意作品(那时的规格一般通行四尺条、三尺条、二尺条,要不就是四尺整张,没有现在通行的四尺三裁或四尺对开),用夹子夹住挂在讲台上,叫大家看着临摹。班上的学生不多,距讲台不远,都能看得清楚。大家共临一张画,很容易看出学生的临摹水平,便于指导。
齐先生很少讲理论,他的教法是叫学生在实践中体会,摸索经验,没有什么一套一套的夸夸其谈。学生若提问,先生也是“叩之以大则大鸣,叩之以小则小鸣’,针对具体情况,指出要害,不作云山雾罩,故弄玄虚;态度和蔼,神色威严,不由你不认真听、不认真领会、不认真临摹。
先生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台前休息,眼看着学生做作业,有时也到学生位子上坐坐,看看具体作业。发现问题就给改几笔,同时指出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有次一位同学临的一张杏花,总的看和先生画的样子差不多,先生看了,拿起笔对他说:“你画的叶子都成了平面的,而杏花的枝叶结构却不如此,至少有些花后要画上叶子,就圆起来了。”又说,你看你画的枝干衔接处,描得光光溜溜,这不好,画要画不要描,要看出似不连接而气势连接,这样就不类似“画匠”画了,格调就高了。
白石老人日常作画,对于所画对象,虽然不一定连阴阳向背都了如指掌,但一定要心中有数才动笔。解放初《人民画报》请他画一幅《和平鸽》,他没有立刻下笔,请他们过几天再来取画。等他细心观察了儿子所养的鸽子的飞立仰俯各种动态,心有全鸽了,才画出那幅传世的佳作。
齐先生的画,从不轻易送人。他有“交易不论情面”之语(鬻画告白),因之有人说他爱财。其实他是自重自爱。那种见人就送的画,大概不是什么好画。但是我们班的同学,每人手中都有他赠送的一幅。为了教学生掌握基本技法,如怎样用笔、墨、水、色,怎样构图等,他言明轮流给每人画一幅,作为纪念。当这次该给谁画了,这位同学就早做准备,纸张笔墨都摆好,齐先生就在他的位子作画,同学们围拢来瞧,瞧不见的就站在椅子上,伸着脖子看,看得都非常认真,生怕错过了学习机会。齐先生画时,向来不说话,画得入神时,遇上不顺手处,往往是脖子一挺,“嗯”一声就过。先生行笔很慢,枝叶花朵,处处都有出处和着落。如所画藤萝,枝条如龙飞凤舞,但都能找到它的脉络。有时他题自己的画说“一挥而就”,那是指精神贯注,一气呵成,并不是大笔一甩就“得”。给同学作的画,他一定认真地题写上下款,然后带回家盖印,下次
上课时带来。
课下同学们若要习作,齐先生并不另拿画给他们去临。课下临的,都是先生给同学画的,大声互相借着来临。我还记得一件很伤心的事,即齐先生给我画了一幅《芦苇鸭子》,四尺条上边,长长的垂下几片叶子,还有芦花一穗,下边一只缩脖水鸭,静静地浮在水面,非常生动有味。这幅佳作,被一位叫倪莹的女同学借去临摹,可她粗心大意,竟把这卷画放到蘸了墨的笔上。急急打开一看,画上已染了一串连珠墨点。倪莹直道歉,我也伤心得没法说。后来我向齐先生说了,先生说“拿来我看看”。他琢磨一会,拿起笔在墨点地方题跋了两行字,墨点掩盖住了,并且增加了这幅画的故事性,更有意义了。但使我更伤心的还在后头呢,抗战期间,这幅画又遗失了,迄今我还时常想起它。
齐先生整整给我们教了三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城,学校停办。这年也是我毕业那年。我逃出北平,辗转到了河南老家,冬天参加了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宣传队,走向抗日前线。